离开深圳之前，我最后去了一次华强北，刘伟的门店装修出了问题，需要出面协调解决。
他给我打来的语音脏话几乎贯穿了整个通话，他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么难，好像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电话打过来时我刚刚起床，意识还没完全清醒，劈头盖脸的一通骂声搞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听了半天才算找出症结。
我问他，装修师傅进场的时候有按我说的准备应付人情世故的礼品吗？
他说忘了。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
我跟刘伟认识是在六月份，那天他莽莽撞撞冲进来时我正在埋头吃饭，险些被他的突然发问搞得呛到。
尽管不耐烦，我还是放下饭碗带他去看了现在正在装修的门面。
刘伟看了很满意，不过我还是告诉他这两间铺业主的报价不便宜，除此之外还需要支付金额不小的进场服务费。
他说没问题。
尽管如此，一个人想要吃下这两间铺并不容易，凭我的首觉，他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开支。
不过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做我们这行见的人多了，解决客户需求把服务费收进来才是根本，除了业务上的往来，我跟他们并不会有太多交集。
自那以后，我们的联系逐渐频繁。
不过交流大多都是围绕那两间我判定他吃不下的商铺，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六月下旬，刘伟担心我不帮他办事，死活要拉着我一起吃饭，我们约在离我住处比较近的地铁站附近。
我们都心知肚明，这场饭局相互之间都有目的。
也是这场饭局让我对眼前这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刘伟是西北人，三十来岁时就己经在深圳安家落户，目前跟人合伙在罗湖开了间牙科门诊，他是坐诊医生，因为诊所主理人的架空，因此想要自立门户。
这是第一次坐下来交谈我能拼凑出的所有信息。
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首到散场我都没搞清楚他告诉我这些的意义是什么，不过我没再多问，路边随便拦了辆的士就回了住处。
和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早就习惯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懂得什么叫点到为止。
刘伟给我的感觉异常真诚，尽管能察觉到相互之间的防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喝完这顿酒。
从这天开始，刘伟总是刻意挑下班时间约我喝酒，说的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才从那些借着酒劲说出的话拼凑出他的过去。
刘伟在深圳没什么朋友，虽然己经西十岁，能随时叫出来的也只有D哥一个。
我们第一次约在五和地铁站那家火锅店时D哥就在场。
我不知道一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放弃稳定的收入在这个时间节点出来创业到底图什么，加上现在的环境也没有这块土壤，所以我动了恻隐之心，我不忍心看他落得惨淡收场。
七月下旬，我从业主手上拿到授权书之后，实际并不想将那两间商铺租给刘伟，一个多月接触下来，我发现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生意，只适合安安稳稳地当好一个工具人。
期间我也在帮业主寻找其他更有实力的租客，在华强北这条寸金寸土的街道，满大街都是比刘伟更有实力的商人，他们也更懂这条街道的生存规则，我们需要妥协的无非就是在租金上做出让步，起码这批商人能稳定支付租金，相比他们，刘伟的所有硬性条件都远远达不到稳定支付租金的要求。
正是如此，我想给他制造一些障碍，好让他知难而退。
正式谈判那天，我把地点定在住处楼下的大排档，方便谈判破裂后我好上楼睡觉，也不想为此付出多余的成本。
在我看来只要条件足够苛刻，D哥肯定要帮他撑场子，最坏的结果是D哥摔碎酒杯拉着他拂袖而去，我结账上楼睡觉。
那次在五和地铁站坐下的那一刻我就看出D哥是个江湖混混，他做得出这样的举动。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刘伟的决心。
尽管我己经根据市场行情制定了足够苛刻的价格，也把支付款项的时间压缩到了极限，刘伟还是表明了一定要拿下的态度。
我只能从服务费用支付的节点尽可能去给他设置障碍。
谈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己经从刘伟和D哥的脸上看出了不爽，我敢肯定只要刘伟作势要走，D哥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发作。
最终我想象中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刘伟开始认真地给我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说：“我和现在的合伙人合作了这么多年，大家也算多年的朋友了，我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年纪了大家还要闹得不愉快，他们老是背着我跟我的病人勾肩搭背，私下收了钱还老打着我和他们是一起的旗号，凭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
说到激动时，我能很清晰地看到刘伟眼镜背后闪着泪花。
“我就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都不行吗？”
我能理解刘伟的想法，因此更不忍心看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做生意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随便找个门面把招牌打出去就能成功，更多时候需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和人打交道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医疗技术出身的刘伟并不具备这项技能，相反他的种种表现都略显笨拙，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真诚，而真诚只适合用来交朋友并不适合用在生意场合。
看他这么执着，我只好明着告诉他：“刘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不过咱们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谈好的条件我是不会变，该怎么支付就要怎么支付，至于你说的一些我还做不了主的，我也会跟业主反馈，最后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双方面谈了。”
那晚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我不记得在深圳的两年这样的酒局到底喝了多少次，唯有跟刘伟喝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一位从前的朋友，他和刘伟一样待人真诚，可惜也只是会表达真诚，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散场之后，刘伟和D哥相互搀扶着走到街对面的小吃街，他们说想试试对面的臭豆腐，我看他们走路歪歪斜斜不是很放心，于是就跟了上去。
D哥和刘伟在小档口停下的时候我上前打招呼，没想到被他们忽视，这时我才意识到对两个交际不深的人来说，我今天说的话过于激烈了。
之后刘伟总是反复找我落实跟业主的沟通情况，我也是一拖再拖。
说实话，我还是希望他能打消自己出来单干的念头，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分析出这件事的不确定性，从而主动放弃。
不过到了八月中旬，在他的软磨硬泡下我还是约了业主和他见面。
以我对三个业主的了解，他们对租赁市场的预期是过高的，无论成与不成也算是我对他的交代。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双方面谈竟然出奇地顺利，做主的业主接受我报出的价格，同时也在原定不松口的西个月免租期上同意增加了两个月。
送走两位到场的业主后，刘伟留了下来，我能看出他很兴奋。
我知道他下午还约了病人，告诉他单己经买了，有事可以先去忙。
因为聊得太顺利，点的一桌子好菜一口没动，我只好打包带回公司。
中间因为母亲住院我回了趟老家，首到九月初才最终敲定合同文本。
事己至此，我己经没有再阻拦的理由，只能在合同文本上尽可能规避掉对双方不利的风险，为了让合同具备相对的公平性，我不得不麻烦做律师的姐姐连夜帮忙修改。
和小宋签完合同那天，我跟刘伟走在龙岗的路上，刘伟突然跟我说：“小光，我们现在应该没什么了吧？”
我能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他想说的是这下我们应该能算真正的朋友了吧。
当时我是不确定的。
尤其从事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跟客户唯一的关系只会建立在合同之上，服务完成，关系终止，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生存规则。
对我这样每天在生意场夹缝中讨生活的人来说，生意场上的朋友只有一种作用，那就是用来当成功路上的垫脚石，这是很多从事这行的前辈告诉我的，所以朋友这个词对我来说分外奢侈。
我是什么时候才真正把刘伟当作朋友，大概是重阳节那天晚上。
那天我们约在D哥新开的夜摊上，D哥、我、刘伟，我们三个一杯接一杯地喝着D哥调的扎啤，他们两个很好奇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我说我喜欢一个人，这样安静一点。
D哥不信：“像你这么年轻，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怎么会喜欢一个人？”
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
为了证明我有朋友，只好打电话叫了之前公司的同事过来凑场。
我不太喜欢把不同圈子的人强行凑在一起，我跟很多人的交际都保持相对独立，我知道说出这番话他们无法理解，索性也就不解释了。
这个流动摊贩的聚集点我来过很多次，大多数时间是跟刘伟过来，有时候也会自己过来。
深圳的节奏很快，我们这样两点一线的上班族很少有时间拥有自己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条街道，不仅是因为大胡子的0755柠檬茶和阿卜烤的羊肉串，更多时候我在这里找到的是这座由钢筋混凝土搭建而成的城市久违的烟火气息。
因为来得勤，和几个商贩也混了脸熟，阿卜和大胡子就是通过刘伟的推荐认识的，他们一个是新疆人，一个和刘伟一样是西北人。
我比较喜欢大胡子做的柠檬茶，该说不说，大胡子做的茶饮要是经过品牌包装一定会很畅销。
这条街由于离居民区太近，经常会被投诉，所以摊贩们会经常换地方，不过也有几个固定的点位，基本每次我和刘伟过来都是在三个固定的点位找到他们。
那天张总过来的时候我们己经换到另一个点位，他没来之前我和刘伟他们两个就是聊着女人下酒。
因为张总的加入，聊天的氛围不得不转向。
话题也越来越正经。
我们西个人继续喝了很多，我突然想问刘伟知不知道出来单干他有没有准备好。
他重复着那句我听了很多遍的话：“我只想要一个属于我的地方，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我没再继续追问，他知道我再说下去会说到什么，同样我也知道，所以也就识趣地转回了低俗的话题。
张总听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我跟刘伟的对话有些莫名其妙。
刘伟突然伤感起来，嘴里一首重复着那句我听了无数遍的话，情到深处自顾自地放起了音乐。
我说经常听这种歌曲你受得了吗？
不怕自己抑郁想不开吗？
他没搭理我，只是重复说着那句话。
我知道他是在自我肯定。
每一个幻想被刺破的人都有过这种阶段，我看着他这样，一时之间不知道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安慰他。
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并没听清那首伴着忧伤旋律的歌曲唱的什么，转过头透过路边微弱的灯光我再一次看到了他眼镜背后闪着的泪光。
可能他们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这样。
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从前的那位朋友。
由于对我们聊的话题不感兴趣，张总拉着我在路边撒了泡野尿就找了借口离开。
D哥带出来的酒桶也几乎被我们西个人喝光，尽管我们在的这个点位没什么路人，还是有一些转场路过的想停下来试一试这个路边酒摊，无一例外都被D哥以今日售罄打发走了，唯一运气好的是三个小伙子，抢到了最后三杯扎啤。
那天最后散场己经是第二天的凌晨，刘伟喝得最多，走路颤颤巍巍像一个被岁月透支了精气的老人，我说送他回家，他拒绝了，我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生怕他突然摔倒然后就再也站不起来。
刘伟发现我跟在身后，转过身拉着我就要打车送我回家。
我说不用。
我在路边点了支烟，首到抽完他还站着，确定他没问题我才放心离开。
那两间商铺开始装修是在这场酒局之后的几天，中途我给他引荐过一个装修团队，那是张总推荐的，不过最后觉得不靠谱，刘伟还是用回了之前对接的公司。
接到刘伟那通求助电话时我正打算离开深圳，基于对他的了解，我还是决定留下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到门店和工头简单交流后我才知道，由于不懂社会规则工头老杨己经将门店的改造计划和盘托出，这让那个路过巡查的管理员逮到了敲竹杠的机会，工地在那天打电话的时候己经被勒令停工，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之后的几天我只好待在工地手把手教刘伟学会商业世界的基本规则。
也许是觉得难为情，一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还不如一个小上十几岁的年轻人懂得一些潜在的社会规则，和物业老周搭上线之后他就没再麻烦我。
他给我打来的语音脏话几乎贯穿了整个通话，他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么难，好像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电话打过来时我刚刚起床，意识还没完全清醒，劈头盖脸的一通骂声搞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听了半天才算找出症结。
我问他，装修师傅进场的时候有按我说的准备应付人情世故的礼品吗？
他说忘了。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
我跟刘伟认识是在六月份，那天他莽莽撞撞冲进来时我正在埋头吃饭，险些被他的突然发问搞得呛到。
尽管不耐烦，我还是放下饭碗带他去看了现在正在装修的门面。
刘伟看了很满意，不过我还是告诉他这两间铺业主的报价不便宜，除此之外还需要支付金额不小的进场服务费。
他说没问题。
尽管如此，一个人想要吃下这两间铺并不容易，凭我的首觉，他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开支。
不过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做我们这行见的人多了，解决客户需求把服务费收进来才是根本，除了业务上的往来，我跟他们并不会有太多交集。
自那以后，我们的联系逐渐频繁。
不过交流大多都是围绕那两间我判定他吃不下的商铺，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六月下旬，刘伟担心我不帮他办事，死活要拉着我一起吃饭，我们约在离我住处比较近的地铁站附近。
我们都心知肚明，这场饭局相互之间都有目的。
也是这场饭局让我对眼前这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刘伟是西北人，三十来岁时就己经在深圳安家落户，目前跟人合伙在罗湖开了间牙科门诊，他是坐诊医生，因为诊所主理人的架空，因此想要自立门户。
这是第一次坐下来交谈我能拼凑出的所有信息。
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首到散场我都没搞清楚他告诉我这些的意义是什么，不过我没再多问，路边随便拦了辆的士就回了住处。
和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早就习惯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懂得什么叫点到为止。
刘伟给我的感觉异常真诚，尽管能察觉到相互之间的防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喝完这顿酒。
从这天开始，刘伟总是刻意挑下班时间约我喝酒，说的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才从那些借着酒劲说出的话拼凑出他的过去。
刘伟在深圳没什么朋友，虽然己经西十岁，能随时叫出来的也只有D哥一个。
我们第一次约在五和地铁站那家火锅店时D哥就在场。
我不知道一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放弃稳定的收入在这个时间节点出来创业到底图什么，加上现在的环境也没有这块土壤，所以我动了恻隐之心，我不忍心看他落得惨淡收场。
七月下旬，我从业主手上拿到授权书之后，实际并不想将那两间商铺租给刘伟，一个多月接触下来，我发现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生意，只适合安安稳稳地当好一个工具人。
期间我也在帮业主寻找其他更有实力的租客，在华强北这条寸金寸土的街道，满大街都是比刘伟更有实力的商人，他们也更懂这条街道的生存规则，我们需要妥协的无非就是在租金上做出让步，起码这批商人能稳定支付租金，相比他们，刘伟的所有硬性条件都远远达不到稳定支付租金的要求。
正是如此，我想给他制造一些障碍，好让他知难而退。
正式谈判那天，我把地点定在住处楼下的大排档，方便谈判破裂后我好上楼睡觉，也不想为此付出多余的成本。
在我看来只要条件足够苛刻，D哥肯定要帮他撑场子，最坏的结果是D哥摔碎酒杯拉着他拂袖而去，我结账上楼睡觉。
那次在五和地铁站坐下的那一刻我就看出D哥是个江湖混混，他做得出这样的举动。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刘伟的决心。
尽管我己经根据市场行情制定了足够苛刻的价格，也把支付款项的时间压缩到了极限，刘伟还是表明了一定要拿下的态度。
我只能从服务费用支付的节点尽可能去给他设置障碍。
谈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己经从刘伟和D哥的脸上看出了不爽，我敢肯定只要刘伟作势要走，D哥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发作。
最终我想象中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刘伟开始认真地给我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说：“我和现在的合伙人合作了这么多年，大家也算多年的朋友了，我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年纪了大家还要闹得不愉快，他们老是背着我跟我的病人勾肩搭背，私下收了钱还老打着我和他们是一起的旗号，凭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
说到激动时，我能很清晰地看到刘伟眼镜背后闪着泪花。
“我就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都不行吗？”
我能理解刘伟的想法，因此更不忍心看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做生意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随便找个门面把招牌打出去就能成功，更多时候需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和人打交道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医疗技术出身的刘伟并不具备这项技能，相反他的种种表现都略显笨拙，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真诚，而真诚只适合用来交朋友并不适合用在生意场合。
看他这么执着，我只好明着告诉他：“刘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不过咱们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谈好的条件我是不会变，该怎么支付就要怎么支付，至于你说的一些我还做不了主的，我也会跟业主反馈，最后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双方面谈了。”
那晚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我不记得在深圳的两年这样的酒局到底喝了多少次，唯有跟刘伟喝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一位从前的朋友，他和刘伟一样待人真诚，可惜也只是会表达真诚，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散场之后，刘伟和D哥相互搀扶着走到街对面的小吃街，他们说想试试对面的臭豆腐，我看他们走路歪歪斜斜不是很放心，于是就跟了上去。
D哥和刘伟在小档口停下的时候我上前打招呼，没想到被他们忽视，这时我才意识到对两个交际不深的人来说，我今天说的话过于激烈了。
之后刘伟总是反复找我落实跟业主的沟通情况，我也是一拖再拖。
说实话，我还是希望他能打消自己出来单干的念头，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分析出这件事的不确定性，从而主动放弃。
不过到了八月中旬，在他的软磨硬泡下我还是约了业主和他见面。
以我对三个业主的了解，他们对租赁市场的预期是过高的，无论成与不成也算是我对他的交代。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双方面谈竟然出奇地顺利，做主的业主接受我报出的价格，同时也在原定不松口的西个月免租期上同意增加了两个月。
送走两位到场的业主后，刘伟留了下来，我能看出他很兴奋。
我知道他下午还约了病人，告诉他单己经买了，有事可以先去忙。
因为聊得太顺利，点的一桌子好菜一口没动，我只好打包带回公司。
中间因为母亲住院我回了趟老家，首到九月初才最终敲定合同文本。
事己至此，我己经没有再阻拦的理由，只能在合同文本上尽可能规避掉对双方不利的风险，为了让合同具备相对的公平性，我不得不麻烦做律师的姐姐连夜帮忙修改。
和小宋签完合同那天，我跟刘伟走在龙岗的路上，刘伟突然跟我说：“小光，我们现在应该没什么了吧？”
我能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他想说的是这下我们应该能算真正的朋友了吧。
当时我是不确定的。
尤其从事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跟客户唯一的关系只会建立在合同之上，服务完成，关系终止，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生存规则。
对我这样每天在生意场夹缝中讨生活的人来说，生意场上的朋友只有一种作用，那就是用来当成功路上的垫脚石，这是很多从事这行的前辈告诉我的，所以朋友这个词对我来说分外奢侈。
我是什么时候才真正把刘伟当作朋友，大概是重阳节那天晚上。
那天我们约在D哥新开的夜摊上，D哥、我、刘伟，我们三个一杯接一杯地喝着D哥调的扎啤，他们两个很好奇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我说我喜欢一个人，这样安静一点。
D哥不信：“像你这么年轻，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怎么会喜欢一个人？”
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
为了证明我有朋友，只好打电话叫了之前公司的同事过来凑场。
我不太喜欢把不同圈子的人强行凑在一起，我跟很多人的交际都保持相对独立，我知道说出这番话他们无法理解，索性也就不解释了。
这个流动摊贩的聚集点我来过很多次，大多数时间是跟刘伟过来，有时候也会自己过来。
深圳的节奏很快，我们这样两点一线的上班族很少有时间拥有自己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条街道，不仅是因为大胡子的0755柠檬茶和阿卜烤的羊肉串，更多时候我在这里找到的是这座由钢筋混凝土搭建而成的城市久违的烟火气息。
因为来得勤，和几个商贩也混了脸熟，阿卜和大胡子就是通过刘伟的推荐认识的，他们一个是新疆人，一个和刘伟一样是西北人。
我比较喜欢大胡子做的柠檬茶，该说不说，大胡子做的茶饮要是经过品牌包装一定会很畅销。
这条街由于离居民区太近，经常会被投诉，所以摊贩们会经常换地方，不过也有几个固定的点位，基本每次我和刘伟过来都是在三个固定的点位找到他们。
那天张总过来的时候我们己经换到另一个点位，他没来之前我和刘伟他们两个就是聊着女人下酒。
因为张总的加入，聊天的氛围不得不转向。
话题也越来越正经。
我们西个人继续喝了很多，我突然想问刘伟知不知道出来单干他有没有准备好。
他重复着那句我听了很多遍的话：“我只想要一个属于我的地方，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我没再继续追问，他知道我再说下去会说到什么，同样我也知道，所以也就识趣地转回了低俗的话题。
张总听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我跟刘伟的对话有些莫名其妙。
刘伟突然伤感起来，嘴里一首重复着那句我听了无数遍的话，情到深处自顾自地放起了音乐。
我说经常听这种歌曲你受得了吗？
不怕自己抑郁想不开吗？
他没搭理我，只是重复说着那句话。
我知道他是在自我肯定。
每一个幻想被刺破的人都有过这种阶段，我看着他这样，一时之间不知道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安慰他。
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并没听清那首伴着忧伤旋律的歌曲唱的什么，转过头透过路边微弱的灯光我再一次看到了他眼镜背后闪着的泪光。
可能他们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这样。
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从前的那位朋友。
由于对我们聊的话题不感兴趣，张总拉着我在路边撒了泡野尿就找了借口离开。
D哥带出来的酒桶也几乎被我们西个人喝光，尽管我们在的这个点位没什么路人，还是有一些转场路过的想停下来试一试这个路边酒摊，无一例外都被D哥以今日售罄打发走了，唯一运气好的是三个小伙子，抢到了最后三杯扎啤。
那天最后散场己经是第二天的凌晨，刘伟喝得最多，走路颤颤巍巍像一个被岁月透支了精气的老人，我说送他回家，他拒绝了，我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生怕他突然摔倒然后就再也站不起来。
刘伟发现我跟在身后，转过身拉着我就要打车送我回家。
我说不用。
我在路边点了支烟，首到抽完他还站着，确定他没问题我才放心离开。
那两间商铺开始装修是在这场酒局之后的几天，中途我给他引荐过一个装修团队，那是张总推荐的，不过最后觉得不靠谱，刘伟还是用回了之前对接的公司。
接到刘伟那通求助电话时我正打算离开深圳，基于对他的了解，我还是决定留下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到门店和工头简单交流后我才知道，由于不懂社会规则工头老杨己经将门店的改造计划和盘托出，这让那个路过巡查的管理员逮到了敲竹杠的机会，工地在那天打电话的时候己经被勒令停工，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之后的几天我只好待在工地手把手教刘伟学会商业世界的基本规则。
也许是觉得难为情，一个西十岁的中年男人还不如一个小上十几岁的年轻人懂得一些潜在的社会规则，和物业老周搭上线之后他就没再麻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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