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虽满，民间却苦不堪言。
赋税日重，徭役繁苛，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
东京汴梁虽纸醉金迷，街肆繁华，然西野乡村，饿殍遍地，盗贼蜂起。
更有辽、金窥伺边疆，西夏扰境，朝堂之上党争不休，新旧两党互相倾轧，民生之艰，少有人问。
自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年幼不能亲政，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朝政更显纷乱。
元祐年间，旧党复起，新党被黜，政令朝改夕变，州县官吏趁机鱼肉百姓，贪墨成风。
民间怨声载道，市井间流传着“***，民不得不反”之语。
更有甚者，山东、河北一带，盗匪横行，啸聚山林，官府疲于剿捕，民心惶惶。
这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秋风萧瑟，汴京的天空灰蒙蒙一片，似要压下无尽的愁绪。
街头巷尾，贩夫走卒低声议论，言及新帝即将登基之事。
哲宗病弱，缠绵病榻，己无嗣君，朝中议论纷纷，欲立端王赵佶为帝。
此人风流倜傥，擅书工画，然于治国安民之道，世人皆疑其能。
坊间传言，赵佶登基之日，祥云不现，紫气难聚，似有不祥之兆。
当时，汴京皇城内外，张灯结彩，钟鼓齐鸣。
端王赵佶于宣德门受百官朝贺，正式登基，改元绍圣，史称宋徽宗。
宫中金銮殿上，銮仪卫列队森严，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俯首称臣。
赵佶年方十八有余，面如冠玉，身着龙袍，端坐龙椅，然其眉宇间却隐隐透着一丝轻佻，似对这沉甸甸的帝位尚未全然适应。
殿外，礼部官员高声宣读登基诏书，言辞华美，尽述天皇皇、地皇皇之气象，然台下百官心思各异。
旧党之臣暗自叹息，忧心新帝亲近新党，复行变法；新党之人则暗喜，以为时机己至，可重振熙宁新政。
太皇太后高氏坐于帘后，面无表情，目光深邃，似在思量这江山社稷之重。
皇城之外，汴京百姓被召集观礼，然多是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官府驱赶而来，脸上无甚喜色。
街头巷尾，鼓乐喧天，彩旗飘扬，然市井小民窃窃私语：“新帝登基，怕是又要加赋税了。”
“听说端王好书画，宫中己开始大兴土木，要建什么艮岳，咱这日子，怕是更难过了。”
更有好事者，绘声绘色地传言，登基之日，宫中供奉的玉皇大帝神像竟无故裂开，引得僧道惶恐，秘而不宣。
是夜，皇城灯火通明，宫宴盛况空前。
赵佶兴致颇高，亲书“绍圣”二字赐予近臣，席间丝竹声不绝于耳，舞姬翩翩，觥筹交错。
然宫墙之外，汴河边上，流民蜷缩于破席草棚，寒风刺骨，饥肠辘辘。
城外官道上，逃荒的百姓拖家带口，踉跄而行，哭声与风声交织，恰似这乱世的挽歌。
放眼大宋，天下之患，己非一地一城之病。
山东、河北之地，土地兼并尤甚。
豪强地主圈地无数，佃农租税高达五六成，稍遇天灾，颗粒无收，唯有卖儿鬻女，或落草为寇。
乡村野地，田亩荒芜，村落凋敝，路边白骨累累，野犬争食，令人不忍卒睹。
东京汴梁虽是天下繁华之都，然繁华背后，亦是藏污纳垢之地。
城中高门大户，锦衣玉食，夜夜笙歌；市井小民，却为三餐奔波，稍有不慎，便被差役以“扰乱市容”之名杖责驱逐。
更有青楼勾栏，脂粉堆砌，富商巨贾一掷千金，买笑追欢，而街角的乞儿，却连一碗残羹也难求。
朝堂之上，党争愈烈。
新党蔡京、章惇等人，极力鼓吹复行新法，欲重振神宗之志；旧党司马光、苏轼虽己谢世，其门人弟子仍据守清流，与新党针锋相对。
赵佶初登大宝，尚未全然明辨是非，左右逢迎之臣争相献媚，朝政愈加昏乱。
地方官吏，见风使舵，贪赃枉法，民怨沸腾，各地揭竿而起者，层出不穷。
这一日，汴京城外，清河县一处破败村庄，村头老槐树下，几个农夫围坐，低声议论新帝登基之事。
其中一人，姓潘名金莲，生得柳眉杏眼，肤白胜雪，虽是村妇打扮，却难掩天生丽质。
她倚在树旁，手中拨弄着一根草茎，闻言冷笑：“新帝旧帝，管他是谁，咱这日子，还不是一个样？
赋税不减，徭役不免，怕是连这破屋子也保不住了。”
旁人听罢，皆叹息点头。
不远处，一汉子挑着柴担路过，身形魁梧，面目粗豪，正是清河县有名的武大郎。
他闻得金莲之言，皱眉道：“娘子莫要胡言，朝廷之事，咱小民管不得，还是想想这柴禾能卖几个钱，明日好买些米粮。”
金莲闻言，瞥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然终究未再言语。
村外官道上，一队人马疾驰而过，扬起滚滚烟尘。
为首之人身着锦袍，面白无须，目光阴鸷。
路旁百姓见官旗招展，皆避之不及，唯恐被抓去充作夫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