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墓很小，墓碑上的墓志铭倒写的有点长。

"XX是一个极其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 十七岁毕业于崇礼女中，十九岁死于肺病。

…… 爱音乐，爱静，爱父母…… 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

无限的惋惜…… 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 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

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

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作为她的同学，

我想说 —— 全然不是这回事。一民国二十五年的秋天，上海的梧桐叶刚染了点黄，

崇礼女中的校门就飘着桂花甜香。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站在礼堂旁的海棠树下，

蜜合色软缎旗袍的下摆沾着几片粉白花瓣，风一吹，那花瓣就跟着她的裙角晃，

像舍不得离开似的。那时候女中里的女生，多半是蓝布旗袍滚白边，

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两把刷子，下课就围着卖糖粥的摊子吵吵嚷嚷。只有她，

总把头发松松绾在颈后，用支银质小簪子固定，簪子上刻着极小的 “郑” 字，

据说是她祖母传下来的。她不爱跟人扎堆，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着窗外的教堂尖顶发呆。

阳光斜斜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细得像蛛丝的绒毛，皮肤是那种冷白，

像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羊脂玉，碰一下都怕化了。我们那时都十五岁，

正是把 “悲哀” 当时髦的年纪。纪念册上抄满了当时徐志摩的新诗，

笔记本里夹着干枯的紫罗兰，连走路都要故意拖着脚步，装出几分愁绪。

她的纪念册却不一样，她不抄那些滥俗的句子，只在扉页写了行小楷：“笑，

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字是极清秀的，却带着点说不出的冷意。

有次我借她的纪念册去看，发现后面空白页上画着小小的教堂彩玻璃，蓝色的圣母像，

金色的光环，笔触细得像蚊子腿。她当时坐在我旁边，手指轻轻划着那些画，

说：“徐家汇教堂的彩玻璃，太阳照过来的时候，连灰尘都像撒了金粉。

” 那时候我只觉得她文艺。她家住在霞飞路西段，一幢殖民时期的老洋房。

外墙的青砖上爬满枯死的爬山虎，藤蔓像褐色的蛇，缠在生锈的铁艺阳台上。

阳台的栏杆是欧式花纹，如今掉了漆，露出里面的黑铁，像没落贵族穿破了的蕾丝衣领。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几个同学约着给郑夫人拜年。门是李妈开的，

她穿着灰布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看见我们就咧开嘴笑，露出两颗缺了的牙：“小姐们来啦，

快进来，夫人在客厅等着呢。”客厅里摆着个红木大沙发，上面铺着织金坐垫，

却看得出有些地方起了球。墙上挂着幅油画，画的是西洋风景，颜料都裂了缝。

郑先生躺在靠窗的烟榻上，盖着件藏青缎子被，手里捏着杆象牙烟枪，

烟锅里的***正冒着袅袅青烟。他看见我们，勉强抬了抬眼皮，

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来啦？坐吧。” 他长的天生***，倒像个泡在酒精里的孩尸，

脸是浮肿的，嘴唇发紫，连呼吸都带着股***味。郑夫人从里屋出来，穿件桃粉色旗袍，

领口滚着白狐毛，头发梳得油亮，用支珍珠发簪固定。她一进来就笑着拍手：“哎呀，

是宝丽的同学吧？快坐，快坐，李妈，倒茶！” 她总爱叫女儿们的英文名，大女儿叫兰西，

二女儿露西，三女儿莎丽，她是最小的，叫宝丽。可后来李妈跟我们说，

在家里她们根本不叫英文名，郑夫人喊大女儿 “大毛头”，二女儿 “二毛头”，

到了小女儿，就是 “四毛头”。

有次我们听见郑夫人在厨房跟李妈抱怨：“宝丽这名字多洋气，偏生她爸说像洋行的打字员，

非要叫四毛头，土得掉渣！”那天郑夫人留我们吃饭，菜倒还算丰盛，有红烧肉、糖醋鱼，

还有一碟炒虾仁。她坐在我旁边，小口小口地吃着，筷子只夹离她最近的青菜。

郑夫人时不时给她夹块肉，说：“宝丽，多吃点，看你瘦的，风一吹就倒。” 她点点头，

把肉放在碗里，却没再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咳嗽了，只是瞒着人，

每次咳的时候就躲进卫生间，用毛巾捂住嘴，怕被人听见。二民国二十六年春天，

她突然退学了。教务处的老师说她得了肺病，需要在家静养。可女中里的流言比春风还快，

有人说她父亲赌输了家产，把她许给了南洋富商做姨太太，

所以故意说她生病；有人说她其实是怀了孕，家里怕丢人，

才让她退学；还有人说她得了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了。我那时候在洋行做打字员，

每天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心里总惦记着她。直到梅雨绵绵的六月，我攒了点钱，

买了两斤苹果、一包桃酥，提着水果篮去郑公馆探望。那天的雨下得不大，却密得像牛毛，

打在洋房的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李妈开了门，看见我就叹了口气：“小姐，你来了，

我们四小姐…… 唉，你上去看看吧，就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 楼梯是木头的，

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老房子在叹气。她的房间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门，

一股古怪的气味扑面而来 —— 石灰水的味道、消毒药水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玫瑰露香气，

混在一起，像死亡提前撒了网。她蜷在窗边的藤椅里，穿件葱白素绸长袍，袍子空荡荡的，

挂在她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她的手臂露在外面，白得透明，连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

和长袍几乎融在一起，整个人像尊快要融化的蜡像。郑夫人坐在旁边，手里捏着块绣帕，

时不时擦一下眼角，看见我进来，连忙站起来：“是你啊，快坐。” 说话的时候，

眼睛瞟着墙上的西洋挂钟，分针刚指向三点，仿佛在计算我要在这待多久。“是痨病。

” 郑夫人压低声音说，绣帕还挡在口鼻前，好像怕被传染似的，“章医生说是肺痨，

从香港请来的西医，据说很有名。” 她坐在藤椅上，没说话，

只是数着玻璃窗上滑落的水珠，手指在藤椅的扶手上划出虚无的轨迹。

雨水把玻璃蒙成了一片模糊的蓝，她忽然转过头来，眼睛亮得骇人，

像两盏快没电的灯：“你记得徐家汇教堂的彩玻璃吗？”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执拗，

“上次圣诞弥撒，我们一起去的，阳光透过圣母的蓝袍子，连地上的影子都是蓝的。

现在这雨滴，也是蓝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奇怪的狂热，

仿佛所有生命力都浓缩在这最后的回光里。章云藩医生每周六下午来出诊。

他总是梳着油亮的分头，头发上抹着发油，苍蝇落上去都能打滑。

金丝眼镜的链子垂在雪白的大褂上，走路时皮鞋跟敲打柚木地板，发出笃笃的声响，

像在敲打着谁的命门。他每次来，都提着个棕色的皮药箱，箱子上的铜扣擦得锃亮。

她最初见他，总要脸红。他给她量体温时，手指偶尔碰到她的颈窝，

她的耳朵就会变得通红；冰凉的听诊器在她脊背上滑动时，她会抓紧藤椅的流苏，

指节都泛白。“肺痨现在不算绝症。” 有次章医生给看完病，坐在客厅跟郑先生说话，

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里屋的她听见。那时候她正小口啜着燕窝粥，

粥是郑夫人特意让李妈炖的，据说放了冰糖和枸杞。她听见章医生的话，眼睛突然活过来，

像干涸的河床涌出泉眼，喝粥的速度都快了些。从那以后，她乖乖喝药，按时量体温，

甚至允许李妈用酒精擦洗她最爱的雕花梳妆台 —— 以前她总不让人碰，

说酒精会伤了木头。可这乖巧没维持多久。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个蝉声嘶哑的午后，

我去看她，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屋里传来 “哐当” 一声响。推门进去，

看见她坐在地上，白瓷药碗摔在旁边，褐色的药汁溅到了章医生的黑皮鞋上。章医生皱着眉，

掏出丝帕擦着鞋，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嫌弃。她趴在地上，手指掐进掌心，

指甲缝里渗出血丝：“都是骗人的！你们都在等我死！” 郑夫人站在旁边，

急得直跺脚：“宝丽！你疯了？章医生是为你好！”后来李妈跟我说，

那天早上小姐去书房找东西，听见郑先生和章医生在说话。郑先生抱怨：“这医药费太贵了，

一个月的钱抵得上三个月嚼用，再这么下去，家底都要空了。” 章医生的声音很轻，

却很清楚：“郑先生，实话说，郑小姐这病，最多再撑半年，不如…… ，用点下等药，

省点钱吧。” 她躲在门后，把那些话听得一字不落。回到房间，把自己关了半天，

再出来时，就成了那个摔药碗的模样。三真正击垮她的，是云小姐的出现。

民国二十七年元旦，章医生带着个姑娘来拜年。那姑娘穿件玫瑰紫呢子大衣，

领口围着白狐毛，脚上是玻璃***，黑色高跟鞋的鞋跟细得像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