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序：鼎中乾坤，人间至道章
三千六百年前，当伊尹背着这样一只鼎俎，从有莘氏的田野走向商汤的宫廷时，他不会想到，这只青铜铸就的器皿，会成为华夏文明里最厚重的隐喻——既盛得下五谷杂粮的烟火气，也容得下治国安邦的大乾坤。
读伊尹的故事，总像在解一道穿越时空的谜题。
一个出身奴隶的庖人，何以能成为灭夏建商的核心谋主？
一个权倾朝野的宰辅，为何会在权力巅峰选择"归老于田"？
一个早己化作尘土的古人，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哲思，又为何能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这些问题，藏在《尚书》的残篇里，躲在《史记》的叙事中，更散落在商周青铜器的斑驳纹饰间，等待着被重新唤醒。
我们太容易在"元圣"的光环下，忘记伊尹首先是个"人"。
他该有过在有莘氏厨房劈柴生火的清晨，浓烟呛得他睁不开眼；该有过卧底夏都时的惊心动魄，在酒池边听着夏桀的狂言，指尖攥得发白；该有过面对太甲顽劣时的无力，深夜独坐桐宫，对着商汤的牌位叹息。
这些史书未曾详述的时刻，恰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他的智慧不是天生的神谕，而是从烟火人间、刀光剑影里一点点熬出来的真味。
商汤遇见伊尹的那个夜晚，一定是历史上最动人的相遇之一。
《墨子》里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寥寥数字背后，该是怎样一番对话？
或许商汤本是来赴一场普通的宴席，却被这个奴隶的话惊得放下了筷子。
当伊尹说"调和五味者，必知其甘苦咸淡；治理天下者，必懂其寒暑燥湿"时，青铜鼎里的肉汤还在翻滚，而一个王朝的蓝图，己在蒸汽中渐渐清晰。
这种从日常琐事里洞见大道的智慧，正是华夏文明最珍贵的特质。
伊尹的一生，像一场漫长的"烹饪"。
他为商汤"熬制"的灭夏大计，用了二十年时间慢火细炖——先以"割烹要汤"试探君王的胸襟，再以"五就汤五就桀"摸清天下的虚实，最后在鸣条之战的烈火中，让这锅酝酿己久的"大菜"终于成熟。
而他为商朝"调味"的辅政岁月，更见火候——对太甲的"放逐"是猛火去杂，对农桑的"深耕"是文火养味，对诸侯的"怀柔"是辅料增香。
这哪里是在治国，分明是把整个天下，当成了最精心的食材。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功成而弗居"的清醒。
当太甲亲政，商朝根基渐稳，这个曾站在权力之巅的老人，却主动退回了太子太傅的位置。
他对太甲说"鼎需自立，薪火可燃尽"，这句话里藏着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权力哲学——知道什么时候该添柴，更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到阴影里，让火焰自己燃烧。
后世多少权臣困于"放不下"，才更显伊尹这份"放得下"的难得。
读至伊尹晚年卧病那章，总忍不住鼻酸。
七旬老人发着高烧，却要侍从念西部旱灾的奏报，听完挣扎着坐起来写"引水抗旱策"。
医官劝他保重，他却说"只要能开口，便要多说一句农桑事"。
这种把百姓疾苦刻进骨子里的执着，让"元圣"的头衔有了温度。
后来亳都百姓自发抬着新粮去他府邸，说"这丰收有您的功劳"，这朴素的感谢，比任何史书的溢美之词都更有分量。
两百年后，当商王小甲站在伊尹的太庙前，看着供桌上那只历经风雨的鼎，他看见的或许不只是一个贤臣的牌位。
那鼎耳上的纹路里，有商汤创业的艰辛；那鼎腹的铭文里，有太甲改过的真诚；那鼎足的泥土里，有无数农夫的汗水。
这哪里是一只鼎，分明是一个王朝的精神基因——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该如何守住脚下的土地。
今天我们重读伊尹，读的何尝不是我们自己？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耐心，需要"任人唯贤"的胸襟，需要"功成弗居"的清醒。
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智慧，那些融在鼎器里的哲思，从来都没有过时。
它们像种子一样埋在华夏文明的土壤里，只要遇到合适的温度与湿度，就会重新发芽。
合上书页时，窗外的月光正好落在书桌上，像给这册纸页镀了层青铜色。
忽然想起伊尹临终前对太子说的那句话："记住这鼎，治国如烹肉，火小则生，火大则焦，要知火候、懂分寸。
"这哪里是在教太子治国，分明是在教所有后来人，如何在这人世间，烹好属于自己的那锅"大菜"。
而那只穿越三千年的鼎，至今仍在人间的烟火里，静静等待着懂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