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平米的平房里，江先生正系着褪色的围裙在煤气灶前颠勺，油烟混着窗外工地的尘土味漫进来 ——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两个八十年代生人在城市褶皱里的挣扎与相依。
我和江先生像块被生活捏合的拼图。
他比我大两岁，大学毕业后在同一家公司扎了十年根，性子急却心肠软，在菜市场能跟摊主为一毛钱争得面红耳赤，转头却把刚买的排骨分给隔壁独居的老太太。
作为独子，他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可到了我这里，却成了系着围裙研究红烧肉收汁火候的人。
我原本是连换灯泡都要找人帮忙的性子，偏爱在晨光里读诗写稿，如今却能面不改色地徒手拍死蟑螂。
他掌勺做饭，我伏案写作，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在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间找到了平衡。
大儿子出生那年，生活突然被揉碎了重新拼接。
江先生休完十天陪产假回公司那天，江西老家的晨雾特别浓。
我抱着襁褓里的婴儿站在村口，看他背着帆布包的身影消失在路尽头，忽然明白 “家” 这个字，原来藏着这么多沉甸甸的牵挂。
那一百个夜晚，成了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修行。
大儿子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每到午夜就准时啼哭，哭声能穿透两层楼板。
我和婆婆轮流抱着他在房间里踱步，奶瓶凉了又热，尿布换了又换，天光泛白时，两人眼里都熬出了红血丝。
有次凌晨三点，我抱着滚烫的孩子坐在床边，看婆婆靠在椅背上打盹，花白的头发粘在汗湿的额角，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折腾母亲。
原来所谓母爱，就是把一个人的睡眠撕成碎片，再一片片喂给孩子。
产假结束回到工作地出租屋那天，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墙角的老鼠洞还在，墙根的霉斑又扩大了些。
江先生从身后拥住我，手里拎着刚买的除虫药：“等这单项目结了，咱们换个带阳台的。”
我没说话，只是摸着口袋里刚领到的稿费单，那上面的数字够给孩子买两罐进口奶粉。
生活的棱角总在不经意间硌得人生疼。
我们开始为鸡毛蒜皮争吵，他嫌我买的诗集占地方，我怨他把臭袜子扔在书桌上。
冷战像冬天的雾，浓得化不开。
最凶的那次，我收拾了几件衣服搬到公司宿舍，夜里听着同事均匀的呼吸声，却想起他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 他总记得我不吃葱花。
那天整理旧物，翻出刚结婚时的照片：我们站在单位门口，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我捧着本泰戈尔诗集，身后是湛蓝的天。
原来生活从不是岁月静好的童话，而是两个平凡人踩着一地鸡毛，却依然能牵着手往前走。
就像此刻，江先生端来一碗银耳羹，蒸汽模糊了他眼角的细纹：“稿子写累了吧，加了莲子，你爱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