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津门市的秋意比往年更冷些。
海河面上飘着灰蒙的雾，将对岸日军军营的铁丝网晕成模糊的黑影，连带着街上行人的脸，也都笼着一层化不开的沉郁。
我攥着刚写好的稿件，指尖在“日军强征城郊粮食，百姓断粮三日”的标题上反复摩挲，油墨的气息混着窗外飘来的煤烟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津门晚报》的编辑部里，打字机的“哒哒”声有气无力，主编老周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捏着我的稿件，眉头皱成了川字。
“晚苏啊，”他叹了口气，将稿件推回我面前，“这稿子不能发。
昨天日军特高课刚来过，说再敢登‘不实报道’，就要封了报社。
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我看着稿件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那是我前天冒着风险，乔装成农妇混进城郊张家村，听着村民们含泪说的遭遇：日军以“军用物资”为由，抢走了全村过冬的粮食，有个老婆婆想护着仅存的半袋玉米面，被日军士兵推倒在地，磕破了额头。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怎么能让它烂在纸堆里？
“周主编，”我声音发颤，却带着一丝执拗，“若是连我们都不敢说真话，那津门市的百姓，还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吗？
日军想堵我们的嘴，可真相堵不住！”
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无奈，也有几分赞许。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心善，也有骨气。
这是地下刊物《津门烽火》的地址，你把稿件改改，别用报社的名义，偷偷寄过去。
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尤其是……赵凯。”
提到赵凯，我心里一沉。
他是报社的资深记者，仗着和日军特高课的人有来往，在报社里横行霸道，平日里最喜欢挑唆同事写些美化日军的文章。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质疑日军“大东亚共荣”的短文，就被他阴阳怪气地嘲讽“不知天高地厚”。
我接过信封，小心地塞进包里，点了点头：“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下班后，天色己经擦黑。
街上的路灯亮着，却昏黄得很，照得路面上的积水泛着冷光。
我裹紧了身上的夹袄，快步走向街角的邮筒——那里是寄往《津门烽火》的固定投递点。
刚走到邮筒旁，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打骂声和哭喊声。
我循声望去，只见两名日军士兵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拳打脚踢，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死死护着不让士兵碰到。
“你的，粮食交出来！”
日军士兵嘶吼着，一脚踹在男人的肚子上，男人闷哼一声，却依旧不肯松手。
旁边围着几个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替男人揪心。
我连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借着路灯的光，快速记下眼前的景象：“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傍晚，津门市中山路，两名日军士兵殴打平民，强征粮食，百姓围观不敢作声。”
我的手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钢笔在纸上划过，留下深深的痕迹。
就在我准备把笔记本收回包里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苏记者，这么晚了，还在这儿‘采风’呢？”
我心里一紧，转身看去，果然是赵凯。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手里夹着一支烟，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眼神像毒蛇一样盯着我手里的笔记本。
“赵记者，”我强装镇定，将笔记本塞进包里，“我只是路过，看到些事情，随手记下来而己。”
“随手记下来？”
赵凯往前走了一步，凑近我，压低声音说，“苏记者，我劝你还是少管些闲事。
日军特高课的人，可不像我们这么好说话。
要是你记的东西，让他们看见了，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的。”
我看着他那张谄媚的脸，心里一阵恶心，却也知道不能和他硬碰硬。
“多谢赵记者提醒，我会注意的。”
说完，我转身就走，脚步比刚才更快了些。
走到街角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赵凯还站在原地，手里夹着烟，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影，那眼神里的阴狠，让我浑身发冷。
我知道，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以后的日子，怕是不会太平了。
回到租住的小阁楼时，己经是深夜。
阁楼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我父亲的照片——他曾是一名抗日战士，在我十岁那年，牺牲在了战场上。
我走到照片前，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脸，轻声说：“爹，今天我又看到日军欺负百姓了，我把他们的恶行写了下来，寄给了地下刊物。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白白牺牲的，我会用我的笔，替您，替所有受苦的百姓，说真话。”
说完，我坐在桌子前，打开台灯，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再次翻看今天记下的内容。
我的记忆力从小就比别人好，只要是看过的东西，都能清晰地记在脑子里。
刚才在中山路看到的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我脑海里浮现：日军士兵的嚣张跋扈，中年男人的隐忍与坚强，围观百姓的无助与愤怒……这些都化作了我笔下的文字，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我对日军的痛恨，对和平的渴望。
就在我准备关灯睡觉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我心里一紧，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只见楼下的巷子里，有两个黑影正鬼鬼祟祟地徘徊，看穿着打扮，像是日军特务。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难道是赵凯把我举报了？
我连忙吹灭台灯，躲到床底下，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
过了约莫一刻钟，巷子里的黑影才离开。
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浑身都是冷汗。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仅要和日军的舆论封锁作斗争，还要时刻提防赵凯的陷害和日军特务的监视。
但我不会退缩。
父亲曾告诉我，身为中国人，就算不能拿起枪上战场，也要守住自己的骨气和良知。
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是射向日军的子弹。
就算前路布满荆棘，就算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要把真相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日军的暴行，让抗日的火种，在津门市的每一个角落，悄悄燃烧。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
我走到桌前，打开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以笔为刃，以纸为盾，烽火岁月，永不退缩。”
这不仅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是我对父亲，对所有受苦百姓的承诺。
新的一天开始了，等待我的，或许是更多的危险和挑战，但我己经准备好了。
海河面上飘着灰蒙的雾，将对岸日军军营的铁丝网晕成模糊的黑影，连带着街上行人的脸，也都笼着一层化不开的沉郁。
我攥着刚写好的稿件，指尖在“日军强征城郊粮食，百姓断粮三日”的标题上反复摩挲，油墨的气息混着窗外飘来的煤烟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津门晚报》的编辑部里，打字机的“哒哒”声有气无力，主编老周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捏着我的稿件，眉头皱成了川字。
“晚苏啊，”他叹了口气，将稿件推回我面前，“这稿子不能发。
昨天日军特高课刚来过，说再敢登‘不实报道’，就要封了报社。
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我看着稿件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那是我前天冒着风险，乔装成农妇混进城郊张家村，听着村民们含泪说的遭遇：日军以“军用物资”为由，抢走了全村过冬的粮食，有个老婆婆想护着仅存的半袋玉米面，被日军士兵推倒在地，磕破了额头。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怎么能让它烂在纸堆里？
“周主编，”我声音发颤，却带着一丝执拗，“若是连我们都不敢说真话，那津门市的百姓，还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吗？
日军想堵我们的嘴，可真相堵不住！”
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无奈，也有几分赞许。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心善，也有骨气。
这是地下刊物《津门烽火》的地址，你把稿件改改，别用报社的名义，偷偷寄过去。
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尤其是……赵凯。”
提到赵凯，我心里一沉。
他是报社的资深记者，仗着和日军特高课的人有来往，在报社里横行霸道，平日里最喜欢挑唆同事写些美化日军的文章。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质疑日军“大东亚共荣”的短文，就被他阴阳怪气地嘲讽“不知天高地厚”。
我接过信封，小心地塞进包里，点了点头：“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下班后，天色己经擦黑。
街上的路灯亮着，却昏黄得很，照得路面上的积水泛着冷光。
我裹紧了身上的夹袄，快步走向街角的邮筒——那里是寄往《津门烽火》的固定投递点。
刚走到邮筒旁，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打骂声和哭喊声。
我循声望去，只见两名日军士兵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拳打脚踢，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死死护着不让士兵碰到。
“你的，粮食交出来！”
日军士兵嘶吼着，一脚踹在男人的肚子上，男人闷哼一声，却依旧不肯松手。
旁边围着几个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替男人揪心。
我连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借着路灯的光，快速记下眼前的景象：“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傍晚，津门市中山路，两名日军士兵殴打平民，强征粮食，百姓围观不敢作声。”
我的手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钢笔在纸上划过，留下深深的痕迹。
就在我准备把笔记本收回包里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苏记者，这么晚了，还在这儿‘采风’呢？”
我心里一紧，转身看去，果然是赵凯。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手里夹着一支烟，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眼神像毒蛇一样盯着我手里的笔记本。
“赵记者，”我强装镇定，将笔记本塞进包里，“我只是路过，看到些事情，随手记下来而己。”
“随手记下来？”
赵凯往前走了一步，凑近我，压低声音说，“苏记者，我劝你还是少管些闲事。
日军特高课的人，可不像我们这么好说话。
要是你记的东西，让他们看见了，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的。”
我看着他那张谄媚的脸，心里一阵恶心，却也知道不能和他硬碰硬。
“多谢赵记者提醒，我会注意的。”
说完，我转身就走，脚步比刚才更快了些。
走到街角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赵凯还站在原地，手里夹着烟，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影，那眼神里的阴狠，让我浑身发冷。
我知道，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以后的日子，怕是不会太平了。
回到租住的小阁楼时，己经是深夜。
阁楼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我父亲的照片——他曾是一名抗日战士，在我十岁那年，牺牲在了战场上。
我走到照片前，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脸，轻声说：“爹，今天我又看到日军欺负百姓了，我把他们的恶行写了下来，寄给了地下刊物。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白白牺牲的，我会用我的笔，替您，替所有受苦的百姓，说真话。”
说完，我坐在桌子前，打开台灯，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再次翻看今天记下的内容。
我的记忆力从小就比别人好，只要是看过的东西，都能清晰地记在脑子里。
刚才在中山路看到的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我脑海里浮现：日军士兵的嚣张跋扈，中年男人的隐忍与坚强，围观百姓的无助与愤怒……这些都化作了我笔下的文字，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我对日军的痛恨，对和平的渴望。
就在我准备关灯睡觉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我心里一紧，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只见楼下的巷子里，有两个黑影正鬼鬼祟祟地徘徊，看穿着打扮，像是日军特务。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难道是赵凯把我举报了？
我连忙吹灭台灯，躲到床底下，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
过了约莫一刻钟，巷子里的黑影才离开。
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浑身都是冷汗。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仅要和日军的舆论封锁作斗争，还要时刻提防赵凯的陷害和日军特务的监视。
但我不会退缩。
父亲曾告诉我，身为中国人，就算不能拿起枪上战场，也要守住自己的骨气和良知。
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是射向日军的子弹。
就算前路布满荆棘，就算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要把真相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日军的暴行，让抗日的火种，在津门市的每一个角落，悄悄燃烧。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
我走到桌前，打开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以笔为刃，以纸为盾，烽火岁月，永不退缩。”
这不仅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是我对父亲，对所有受苦百姓的承诺。
新的一天开始了，等待我的，或许是更多的危险和挑战，但我己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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