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当人肉电池怀揣“日本打工天堂”美梦的我，卖掉父母老家房子凑足20万中介费，
到了东京却发现所谓“轻松高薪工作”竟是地下**放风，
为留在日本被迫进入野鸡大学重读本科，昼夜打工还被房东赶出睡在漫画咖啡馆，
签证到期那天望着霓虹灯光痛哭——原来网络上所有光鲜故事都省略了鲜血淋漓的生存代价。
---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亢奋得发亮的脸，我把那段话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每一个字都像是镀了金，敲在我心坎最痒的地方。那是个混剪视频，背景音乐激昂，
、涩谷十字路口、整洁的便利店、居酒屋里下班后举杯的笑脸……最后定格在一张工资条上，
数额后面的零让我呼吸一滞。配文是：“现在国内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啊，
然后日本也经历这个时代，现在日本的就业率百分之九十九，我在日本打工工作又轻松，
工资又高。”我们这种普通二本，毕业即失业。招聘会跑了一场又一场，简历石沉大海。
宿舍里，老大考公，老三家里安排好了，就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又一次的“未通过筛选”，
感觉前途灰得像窗外永远扫不干净的霾。“日本……”我把这个词在舌尖滚了又滚，
像含着一颗救命的糖。网络世界把那里塑造成了理想国，随便刷个盘子都能月入过万人民币，
工作轻松，环境友好，没有国内这么卷。我信了，或者说，我迫切地需要去相信。
我开始偷偷联系中介。对方姓王，微信头像穿着笔挺的西装，
朋友圈全是成功案例截图和日本的风景照。他语气笃定：“放心，老弟，我们渠道稳定，
过去包安排工作，便利店、餐厅、酒店，随你挑，时薪1000日元起，保证你两年回本。
”他发来一串职位列表，后面跟着诱人的薪资数字。费用二十万。
包括签证、手续、初期安置。对我家来说，这是天文数字。我憋了整整一个礼拜，
才在饭桌上，趁着父母都在，把这个“宏伟计划”说了出来。话说得颠三倒四，
把网上看来的、中介许诺的，拼命粉饰成一个金光大道。家里死一样的寂静。父亲闷着头，
一口接一口抽烟，烟雾缭绕，衬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母亲先开了口，
声音是哑的：“二十万？把你爸我俩卖了也凑不齐啊！那地方人生地不熟，你……”“妈！
日本不一样！人家发达，机会多！你看网上都说了，就业率百分之九十九！
我在那儿站稳脚跟，就把你们接过去享福！”我急急地打断她，
描绘着中介勾勒出的虚假蓝图。争吵、冷战、我几乎绝食相逼。最终，父母妥协了。
他们卖掉了我从小长大的那套老房子，那是爷爷奶奶留下的，家里唯一值钱的产业。
钱到账那天，父亲把卡递给我，手有些抖，没看我，只说了一句：“出去了，就好好的。
”那卡烫得我手心发疼，但我选择忽略了那点灼痛，满心都是对东京霓虹的向往。三个月后，
签证下来了。我揣着那张承载了老家房子的银行卡和一点点换来的日元，
踏上了飞往东京的航班。飞机降落成田机场时，我看着舷窗外陌生的土地，心脏狂跳，
是兴奋，也是不安。终于来了，这片传说中的打工天堂。来接机的是个矮胖男人，
王中介的“当地同事”，他把我塞进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一路无话，
直接拉到了东京市边缘一个叫北区赤羽的地方。街道比我想象的狭窄，房屋低矮密集，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缠绕。他把我带进一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造公寓，
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淡淡的食物腐败气味。房间大概只有四叠半，榻榻米泛黑，
墙壁上有可疑的污渍。这就是我每月要付五万日元的地方。“工作呢？”我放下行李，
急切地问。矮胖男人点了支烟，眯着眼看我：“急什么？明天带你去见工。”那一晚，
我躺在坚硬的榻榻米上，听着隔壁传来的模糊电视声和墙壁里老鼠跑动的窸窣声，
翻来覆去睡不着。空气里陌生的味道提醒我，我真的到了日本。条件是不太好，但没关系，
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享福的。我安慰自己，等明天上了工，一切都会好起来。第二天晚上，
矮胖男人又开着那辆破面包车来了，示意我上车。车子在迷宫般的小巷里穿行，
最后停在一家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些隐蔽的店铺后门。招牌是看不懂的片假名，
门口站着两个神色阴郁的男人。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这是什么地方？
”“给你找的好活儿，轻松，钱多。”矮胖男人不容分说，把我推下车，“就是看看风，
有不对劲的人或者车过来，按一下这个。”他塞给我一个廉价的塑料哨子，“时薪一千二。
”时薪一千二！比中介承诺的还高！那点疑虑瞬间被金钱的诱惑压了下去。我攥着哨子，
紧张地缩在后门阴影里。夜晚的风带着凉意，吹得我起鸡皮疙瘩。进出的人眼神躲闪，
行为鬼祟。里面隐约传来麻将牌碰撞和激动的叫骂声。我猛地明白了。这是地下**。
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在国内，这是违法的事。在日本呢？
肯定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当。放风？这分明是……“愣着干什么！”里面冲出一个人，
对着我吼了一句日语，我听不懂，但看他的表情知道是在骂我。我赶紧挺直腰板，
眼睛死死盯着巷口，手心里的汗把哨子都浸湿了。那一晚，四个小时，像四年一样漫长。
每一道车灯闪过，每一个路过的人影，都让我心惊肉跳。时间一到，
我几乎是逃回了那间破公寓。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白天在狭小的房间里补觉，
晚上去**后门当“人肉监控器”。恐惧和负罪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
这就是所谓的“轻松高薪工作”？这就是我卖掉老家房子换来的前程？
转折发生在一个多星期后。那天晚上，几辆黑色的轿车毫无征兆地疾驰而入，
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夜空。**里瞬间炸锅，哭喊声、叫骂声、东西砸碎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吓傻了，直到有人狠狠推了我一把：“跑！警察！”我魂飞魄散，扔掉哨子，
凭着本能朝着与公寓相反的方向拼命狂奔。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肺像破风箱一样嘶吼，
才瘫坐在一条陌生的小巷里，浑身被冷汗浸透。工作没了。而且，
我再也不敢回那个**附近，也不敢回赤羽的公寓了，怕被警察顺藤摸瓜找到。
我拖着行李箱，在东京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带来的钱本来就不多，
交了房租和中介费后所剩无几，这几天提心吊胆也没拿到工资。绝望像冰水一样从头顶浇下。
我躲在便利店的角落里，用手机颤抖着给王中介发消息，石沉大海。
红色的感叹号刺得我眼睛生疼——他把我拉黑了。直到这时，
那层被狂热和幻想包裹的硬壳才被彻底敲碎，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现实。我被骗了。
被骗得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之下，我找到了另一个在日华人论坛，发帖求助，
语无伦次地说了自己的遭遇。回复里大多是嘲讽或者无关痛痒的安慰，
只有一个人私下联系我，语气谨慎：“你这种情况，黑下来打黑工，
或者……想办法弄个身份。最简单的是，找个学校挂签证。”学校？我都大学毕业了，
还读什么书？“语言学校，或者，专门学校，野鸡大学也行，只要能给你更新签证。
”我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按照那人的指点，
联系上了一家位于东京郊区的“平成国际大学”。名字听起来挺唬人，去了才知道，
就是一栋破旧的三层小楼，生源主要就是像我这样急于解决签证的中国人。
招生处的日本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编入三年级可以。学费一年九十万日元。
材料我们帮你做。”九十万日元！我眼前一黑。我哪里还有钱？“可以打工。
很多学生都这样。”老头习以为常地补充道，递过来一张申请表。没有退路了。不念，
立刻滚蛋回国，面对父母的眼泪和巨额的债务。念，至少还能苟延残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我找遍了论坛上所有能借钱的渠道，拆东墙补西墙，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
踏进“平成国际大学”教室的那天，看着下面寥寥无几、眼神同样麻木的同学，
和讲台上照本宣科、毫无激情的老师，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我，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花了二十万中介费，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来到日本，就是为了重读这么一个狗屁不是的本科？
为了那张薄薄的、维系我合法滞留身份的签证纸。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目标。
签证要求每周打工不能超过28小时，但我需要钱，需要付学费，需要还债，
需要支付东京高昂的生活费。
我同时打着三份工：清晨天不亮就去筑地市场的拍卖场外面帮忙整理货箱，鱼腥味浸入皮肤，
洗都洗不掉；上午赶到学校点个卯，趴在桌子上补觉；下午去新宿一家便当工厂，
站在流水线前机械地包装饭盒，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
腿肿得像灌了铅；晚上再到池袋一家居酒屋洗盘子，直到最后一班电车的时间。
睡眠被压缩到极致，有时在电车上站着都能睡着，坐过站是常事。
吃饭永远是最便宜的便利店饭团或牛丼店的吉野家套餐，蔬菜成了奢侈品。我不敢生病，
不敢休息，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在东京这个巨大的钢铁森林里疯狂旋转，不敢停下。
我搬出了赤羽那个危险的公寓，在更偏远的琦京线末端找了一个更小的房间，只有六叠，
但月租也要四万五千日元。即使这样，钱还是不够用。学费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