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冬天，长安城外的雪下得特别大。
街角蜷缩的流民裹着破麻布发抖，他们怀里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
我掀开马车帘子看了一眼，手指攥紧了袖口里的《周礼》竹简。
那年我刚被汉哀帝封为大司马，可我知道，这世道早该变一变了。
我们王家从姑姑王政君当上皇太后开始，就成了全天下最显赫的外戚。
父亲王曼走得早，几个叔伯倒是封侯拜相，连家里的马夫出门都比七品官威风。
可我不爱跟他们混在一处——那帮人成天只会喝酒斗富，城南的宅子修得比未央宫还气派，粮仓里的粟米烂了也不肯施舍一口给城外饥民。
有一回我在宴席上说了句“当效仿周公辅政”，堂兄王邑当场笑喷了酒：“巨君啊巨君，读书读傻了？
如今这天下，谁手里有兵有粮谁就是周公！”
这话像根刺似的扎在我心里。
后来我翻遍了太学的藏书阁，发现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那些儒生嘴上说着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帮着豪强吞并田地。
长安城东头的张氏占了关中三成良田，佃农交完租子连谷壳都吃不上，只能卖儿女换粟米。
可那些捧着《论语》的官员呢？
他们收着张家的金饼，在奏折里写什么“今岁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
那天我气得把竹简摔在地上，墨汁溅脏了新制的朝服。
后来我做了件让全族人都惊掉下巴的事——把自家三百顷田地分给了佃户。
叔父王立气得拿拐杖砸我的书案：“你疯了吗？
这是王家祖产！”
我跪在地上给他磕头，额头撞得青紫：“叔父，您看看城外冻死的人，我们吃得下这带血的粟米吗？”
那晚我在祠堂跪了一夜，听着屋外呼啸的北风，突然想起《孟子》里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烛火明明灭灭照在祖宗牌位上，我忽然觉得，或许我生来就是要做这件事的。
没想到这事传出去，倒让我得了“当世圣人”的名号。
太学的儒生们挤在我府门口求见，有个叫刘歆的捧着捆旧竹简激动得直哆嗦：“大人，这才是真正的《周礼》啊！
当年秦始皇焚书时藏在地窖的孤本！”
我翻开那些虫蛀的竹片，看到里面写着井田制的法子——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