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开的太足，桌面是冰的，连话筒都透着寒意。
我坐在那儿，面对一个个冰冷的问题，嗓子己经哑得发不出声音。
我的手撑在桌下，小腹不时传来轻微的绞痛。
那天，我二十岁，怀孕七个月。
“你知道你被判的是非法集资、协助洗钱吗？”
“你明知对方从事违法行为，仍配合收款、提供账户？”
“你愿意承担这笔经济损失吗？”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曾经考上大学的姑娘，一个被所谓“爱情”洗脑的傻子。
我不知道江子安的钱从哪儿来，更不知道他那些朋友是什么人。
可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证，我的银行卡，统统用在了他的“生意”里。
法院判我三年半。
我签下判决书时，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在两个月内生产，孩子不能带进监狱。
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无法回头”。
⸻孩子是在监狱医疗所生的。
没有亲人，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女看守，扶着我在水泥地上来回走动。
生下来的那一刻，我哭不出声。
孩子小小的，被护士包起来，抱到我的面前。
我连他说一句“妈妈”的机会都没有，就得签字送去社会福利机构。
“他叫什么名字？”
有人问我。
我想了很久，说：“江小阳。”
我还是给了他父亲的姓——我当时还天真地想，他或许出狱后能来接我们回家。
后来想想，那真是我最傻的时候。
⸻狱中的生活单调、重复，和白天黑夜没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选择，也不敢放弃。
每天劳动、念书、反省，什么都做，就是怕自己疯掉。
孩子每隔半年被福利院送来一次探视。
隔着玻璃，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我的心像被刀剐一样。
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狱警悄悄递了我一张纸巾。
我没哭，只是低着头，不让他看到我眼睛里的绝望。
表现良好，两年十个月的时候我被减刑释放。
出狱的那天是春天，风特别大，我穿着多年前的一件旧外套，走出铁门，像个从时间里逃出来的人。
没人来接我。
我一个人坐在长途车上，一路摇回城市，去福利机构接孩子。
他比我想象的更瘦小，却异常乖巧，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牵着我衣角问：“妈妈，我们现在去哪？”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小手：“我们去生活。”
⸻我回到了夜场，不是因为我想，而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没人愿意给一个有案底、带着孩子的女人工作，更没人会相信我曾经考过大学。
我从最底层重新做起。
陪酒、擦桌、替醉汉收拾烂摊子。
有人调戏我，我忍；有人骂我，我笑。
只有在孩子熟睡时，我会偷偷摸摸去厕所，用冷水洗脸，不让自己崩溃。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是不是这辈子，我就只能在黑暗里活着了？
但每次看到小阳睡梦里轻轻皱眉、说“妈妈别走”，我就知道——我不能倒下。
不是为了希望，而是为了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