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山，是出了名的多，也出了名的陡。
汤圆的家，就在渝北某座大山里的小村落。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就是她长大的地方。
周家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姐姐，周婉清，比汤圆大两岁。
老幺是弟弟，周家宝，比汤圆小三岁。
汤圆，周婉圆，排行老二，夹在中间。
他们的父母，是再普通不过的山里人。
父亲周峰，是个辛苦劳作的劳动人民，他大半辈子都在和脚下的梯坎、肩上的背篓打交道。
母亲王秀英，个子不高，手脚麻利，话也不多，灶台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汤圆小时候的记忆，是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
春天跟着姐姐去坡上掐豌豆尖，夏天在屋后的溪沟里摸小鱼小虾，秋天帮着父母收苞谷、晒谷子，冬天围着火塘烤红薯。
姐姐婉清，是汤圆童年里最亮的一抹色彩。
她性子爽利，像山里的辣椒。
小时候汤圆被邻家孩子欺负，总是婉清姐叉着腰护在她前面，汤圆学不会编竹篓，也是婉清姐手把手地教。
弟弟家宝，是家里的“宝贝”，爹妈虽然嘴上不说偏袒，但眼神里的疼爱是藏不住的。
家宝也机灵，嘴巴甜，读书比两个姐姐都强些。
汤圆呢？
她像山涧边悄悄生长的花。
安静，不太爱说话，总喜欢跟在姐姐后面，默默地看，默默地学。
她力气不大，但手巧，学东西快。
母亲缝补衣裳，她在旁边看着，父亲编竹器，她也能依样画葫芦编出个小篮子。
她常坐在树下，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听着风吹过花椒树叶沙沙的响，一坐就是小半天。
那种独特的香气，成了她记忆里最深刻的家乡味道。
日子像山里的溪水，不紧不慢地过去。
姐姐婉清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家帮着父母干活了。
没过两年，经人介绍，婉清嫁到了山外不远的一个镇子上。
出嫁那天，汤圆记得姐姐穿着红衣裳，脸上带着笑，但眼神深处有些汤圆当时看不懂的东西。
她紧紧拉着姐姐的手，首到花车开远。
姐姐走后，家里似乎一下子空了许多，也安静了许多。
灶台前、田埂上，少了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也少了很多笑声。
家里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弟弟家宝身上。
家宝读书好，是村里小学老师都夸的“好苗子”。
汤圆高中毕业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依旧很差。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看不清他的表情。
没人首接说让她别读了，但家里的窘迫像无形的墙。
“爸，妈，我不读了。”
那天晚饭时，她低着头，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跟村头的张婶说好了，过两天去县城的餐馆帮工，能挣钱。”
父亲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把碗里的几片肉夹到了汤圆碗里。
母亲叹了口气，眼圈有些红，终究也没说出什么。
弟弟家宝懵懂地看着，似乎还没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在县城餐馆的日子，辛苦，但也单纯。
洗不完的碗，端不完的菜，擦不完的地。
油烟熏得她眼睛发涩，但每月拿到那几张薄薄的钞票时，她心里是踏实的。
大部分钱，她都一分不少地寄回了家。
她知道，弟弟要读书，家里要开销。
偶尔在街上看到穿着校服的学生，她会多看两眼，心里某个角落会轻轻抽一下，但也仅此而己。
她像一颗小石子，被生活的水流推着往前走。
后来，有同乡在武汉打工回来说，大城市机会多，工资也高些。
汤圆心动了。
她想，弟弟马上要上高中了，以后还要上大学，那点钱恐怕不够。
跟父母商量时，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在外头，照顾好自己，莫让人欺负咯。”
母亲则连夜给她烙了一大袋她最爱吃的东西，塞进行囊，又偷偷抹了眼泪。
离开家的那天清晨，山雾还没散尽。
汤圆背着那个用了很多年的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母亲塞的干粮。
她回头看了一眼半掩在雾气里的家，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目送她的父母。
她吸了吸鼻子，把那股酸涩压下去，转身走进了浓雾弥漫的山路。
脚下的蓝布鞋，沾上了清晨的露水和黄泥。
武汉很大，站在高楼大厦之下的汤圆感到十分震撼，不过随之而来的惶然，像潮水一样淹没她。
她住过拥挤的城中村出租屋，在流水线上站得腿脚发麻，也受过委屈。
首到后来，同乡介绍她到了“橙光酒吧”做服务生。
这里虽然喧嚣，但好歹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工资也比以前高。
她小心翼翼地适应着，像一株移栽的小苗，努力在陌生的土壤里扎下根。
酒吧的灯光很炫，音乐很响，但她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只有偶尔，在某个安静的间隙，或者当舞台上那个抱着吉他、声音低沉的人唱歌时，她才会短暂地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记肩上的担子。
那个叫周珩的男人，像一道温暖的光，不经意间照进了她灰扑扑的生活里。
此刻，躺在出租屋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汤圆听着窗外城市的嗡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枕边那双洗得发白的蓝布鞋。
她闭上眼，大树沙沙的声响，姐姐出嫁时的红衣裳，父亲沉默的旱烟，母亲灶膛里的火光，还有弟弟接过学费时亮晶晶的眼睛……一幕幕在黑暗中浮现。
她轻轻叹了口气，把脸埋进带着淡淡香味的薄被里。
明天，太阳升起，她依然是那个在橙光酒吧里，被叫做“汤圆”的重庆姑娘，安静，勤快，像一枚落入凡尘的糯米团子，努力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