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视历史？因为在中国，历史不只是对过去事实的一种记录，他更是统治者论证当朝统治合法性的一种解释话语体系，为什么古代的统治者那么重视修订前朝历史？为什么他们打击民间修士？就是为了垄断对过去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话语权。因此，历朝历代下来，中国的历史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自洽的解释闭环，中国的历史书籍的数量之多，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皇权被推翻另一个皇权上位的反复循环的历程。虽然过于极端，但却是直击本质。从秦朝开始完成大一统后，中国历史已进入朝代更替的死循环中，前人创王朝，后人守江山的，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几十几百年后，王朝制度性腐败，大饥荒，蛮族入侵，低层人民百姓无法生存，激发民变，各路势力纷纷造反当皇帝，群雄逐鹿，完成大一统，维稳保皇权，几十几百年又是一个循环，只是在一个死循环里演绎着曾经的戏码。但中国古代的历史中隐约的有着某种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总逃不过四个现象，土地兼并导致贫富不均、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减产、蛮族入侵导致统治崩溃、特权阶级腐化导致行政低效，这四个现象交相辉映，宛若王朝挥之不去的梦魇。不管多少改革家呕心沥血，却依旧如此。
细品中国几千年历史，你会发现，历代王朝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造反当皇帝，二是维稳保皇位。皇帝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向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税收的种类有很多，税收机制越发隐匿。最好收完税还不让知道。同时纳税人成为禁词，不能有纳税人概念存在。防民之术称之为治世之道，皇权时期达到顶峰，从古至今防民之术有愚民，贫民，疲民，弱民，疾民，辱民。愚民则易治。愚民之术，使民众保持愚昧的状态，让其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认知障碍形成固有思维。只公布事件部分不全公开，有利项大肆宣传，对不利因素一概抹除，对其制度保持神秘感，让其知其有，却不精。贫民之术，让民众保持一个贫穷的状态，让其忙忙碌碌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没有时间去思考，永远在奔波却不能满足生活开销。清朝实行33两白银国策可谓达到贫民之术的顶峰。何为33两白银国策：清朝时期一个普通百姓的收入为33两白银 而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花费为36两白银，这样一个人维持正常生活的开销是不够差3两白银，为了争取足够的生活成本普通人需要为其不断奔波，无暇顾及其他，没时间思考。但殊不知这一切是设计好的，一年的劳作让其保持一个贫穷状态。实行贫民之策是一个国家的惯用计策，现在许多国家依然实行，让其忙忙碌碌一生还是贫瘠状态，好为其提供劳动力，忙碌无暇思考只知为温饱挣扎。疲民之术，让民众保持一个疲劳的状态，实现只有劳作没有时间思考的目的。心力憔悴，无法顾及其他，安于现状。弱民之术，让民众处于弱势，畏惧强者，不敢反抗，用制度条条框框来制约。疾民之术，让民众疾病缠身，并控制医药，疾病不给予彻底根除，维持持续看病拿药的状态，吸取巨大暴利，辱民让底层人民相互竞争，制约，揭发，失去公平，平等意识，活与恐惧环境，从而降低自身利益，委身与上位者。
古代统治者是如何千方百计压榨老百姓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提出了盐铁，专利皇权可以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更绝的是朝廷不需要包揽盐铁的生产和运销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主盐开矿朝廷在对商人刻意重税。商人在把重税转移到食盐中最后由农民买单，堪称简洁高效。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朝廷压榨农民的程序，另一方面又不会让农民直接感受到朝廷的压榨他们只会怨恨掩体商人骂他们是奸商，所以这套好用的压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然而仅仅通过垄断制度来压榨农民还远远不够，朝廷还会强迫农民以货币的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能去市场卖粮换钱，但大量的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物价格大跌。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又让朝廷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压低农作物价格，不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只能沦为牛马。我们的管仲老师还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惧平。正因如此，中国自秦朝以后，只有为晋南北朝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此巩固朝廷的权力。在他变法之后，米谷的价格骤然下跌，这就导致年丰谷贱，也就是说，农民虽然丰收了，但收入却没有增加，而朝廷的府库却十分充盈。另外就是滥发纸币，让你手中的财富沦为废纸。明朝的洪武八年，朝廷开始大量发行大明宝钞，为了强制全国的老百姓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停止出钱，并禁止民间不得使用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在短短十多年间，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很多官员也深受其害。直到正德年间，朝廷才悬崖勒马，不再发行宝钞，而是恢复了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相比之下，清朝没有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皇权完全不受制衡的年代，官方很容易滥发纸币，以此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剥削地主来间接剥削农民。北宋太子曾说，富事连田，阡陌为国守财儿。土地掌握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克征。这个思路其实跟利用商人资本来剥削农民的专利政策一样，都是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剥削地主，朝廷不用盯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只要看住数量有限的地主就可以，而且农民会将自己的怨恨投射在地主身上，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皇帝。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官方压榨农民的操作数不胜数。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挂着儒家的羊头，卖着法家的狗肉。儒家是面子，法家是里子，俗称外儒内法。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思想界和文化界，那真是百家争鸣，群星闪耀，跟现在比，那都是难以逾越的巅峰。但很可惜的是，最终这个时代被法家终结，于是乎呢，有了第一个大一统。秦朝，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并不是他的制度优越，也不是文化先进，更不是思想潮。商鞅变法，以法家的思想，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台高战争机器，用武力征服了天下。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法家思想可不是什么保障公平、保障个人权利，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儿的现代法律思想。法家思想实际上推崇的是以严刑峻法为基础，从上至下的对国家和社会的管控。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最高宗旨，甭管对不对，就问你服不服，不服就大行伺候，打到你服为止。百姓没有别的选择。平时种地，战时打仗，一切为统治者服务，并且是终身制。法家要对天下进行全面管控，全面管控意味着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钱从哪儿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是老百姓掏，可你越想管控社会，那管理成本就越高，越高你就得多收税，这是一个死循环，绕到最后呢，秦朝暴政，二世而亡。那怎么办？为了天下百姓心甘情愿的听话，于是乎呢，儒家思想华丽登场。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就是因为儒家思想可以为法家思想的统治披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我是皇上，我骑在你们脑袋上，那是因为君权神授，我是天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们要忠君爱国，我有做的不好的呢，可以劝我，但至于我听不听那就是我的事情了，再说我欺负你们，欺负狠了。你们还不能恨我，更不能造我的反，造反，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叛国，十恶不赦。法家就是蹲在皇上身边的比特犬皇上身边的比特犬，谁见谁害怕，让他咬谁就咬谁，而且是一根儿绳子，一头儿攥在皇上手里，一头儿系在老百姓的脖子上，紧一紧，老百姓就少吃一口，甚至把吃下去的都给皇上吐出来。松一松呢，皇上又成了千古。一地圣明之君，老百姓就在这种儒家思想的教化中统一思想，做一个有理想的打工人，为封建王朝的盛世添砖加瓦。同时培训奴才，让他们来伺候自己，取悦自己，分担压力。有些事自己不便做但又想做，有风险的事这个时候奴才就派上用场了，干的好功劳就是皇上的干不好责任就是奴才们的，奴才的特点就是敢于苟同，就是敢于做贱自己。其实这种奴的本质其实就是苟且。陈寅恪先生说过，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数，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基本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进步。其实目标很低，你是人，我也是人，然而就是这最低的努力都要耗费几千年，还一直在努力中，经常时不时弄成我是人上人，你们都不是人。
在古代，为什么大多数统治者都不把老百姓当人看？那是因为他们看透了这群乌合之众，知道这些人只要不逼的太狠，一般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逆来顺受，他们从来不会想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企盼着能有什么圣德君主、青天老爷来拯救他们，帮他们脱离苦海。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总是习惯被动的去接受一个结果，谁赢他们就听谁的，而不会想着。如何去改变这个现状？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千百年来商场伦理的束缚，以及对皇权天命深入骨髓的敬畏。古时候，百姓之所以被称为草民，是因为他们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可以任人宰割。从商鞅的愚民武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再到成都理学，中国古代底层百姓的抗争意识就这样一点点被皇帝、贵族以及地主士大夫牢牢的拿捏住了。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你把他们当做牛还是当做马都无所谓。即便受了冤屈，他们第一时间也不是据理力争，而是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祈求统治者的同情，妄图用卖惨来让自己继续苟活下去。而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可以说，古代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管理的一群人，但是这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指长时间的压迫与桎梏会让老百姓失去血性，对朝廷也没有忠诚度可言，如果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长时间不把尊严还给他们，这些人就没有动力去捍卫朝廷的利益。他们都会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就倒，所以不管任何封建朝代灭亡啊，除了那些前朝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就没有多少人会去缅怀他，古代的老百姓才不管头上的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岳飞谭嗣同被斩头他们振臂高呼，岳飞谭嗣同被平反时他们还是振臂高呼，他们不会问斩头的是谁，只要斩头不是自己就好，别人看戏他们也看戏，别人高呼他就高呼。当一个人连活着都很艰难的时候，你再要求他精神上要高贵，那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要不然，为什么清朝末年时，面对外敌入侵和时局动荡，那么多百姓都格外的麻木不仁呢？所以，请你在厌恶他们，憎恨他们、嘲笑他们的同时，也同情一下他们。
专制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神秘化，权力运作不透明，同时缺乏百姓监督。古代当官就是为了获取权利，实现阶层跨越，只要进入那个圈子，能够监督自己的就只有内部系统。而要躲避内部监督也很简单，就是背靠大树。因此，官官相护是必然的局面。古代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最怕什么？不是百姓造反，而是百姓觉醒，所以很多书籍是要见毁的。名义上说与圣人之意不符，其实是怕动摇权力专制的思想根基。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方向转到了开启民智，形成了清末十年的底层思想启蒙，也就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思路，转而直接面向城市百姓，试图釜底抽薪，抢夺知识控制权。正是有了这十年的思想启蒙。才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才有了几百万的觉醒人群，最后导出五四运动。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阶级分化以后，你要变革塔，你就会触动或者损害远社会同他们。他们是社会有组织、有力量的人群，你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制？政治学上有两个词汇，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我们现在说改革、变法，古代说变法，这些词在政治学上都贵在改良之下。所谓改良，就是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改变国家，这叫改良。所谓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建立社会制度的新构型，叫革命。不见得所有的暴力运动都能叫革命，比如中国每两三百年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推翻王权你这叫暴乱，为什么他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原来社会制度的翻版，没有任何创新，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不叫革命，这叫暴动，这叫改朝换代。
所以由于上流社会执行的是不守一切基本道德，只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导致中国社会道德败坏。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就流行着一种极为缺德、玩弄权术，残害他人，设局，做局，骗局而获得各种利益的种种方法。后来民国时代，有一本书叫厚黑学，也就是脸厚心黑，居然还能形成一门学问，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而且这本书一直在十大畅销书之列，可见中国民间百德文化流行到何等程度。
当下当你看不清现实搞不懂现状时看看历史，许多事情依然可以反复推敲，许多东西都有迹可循。可以清晰的告诉你答案。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皇权被推翻另一个皇权上位的反复循环的历程。虽然过于极端，但却是直击本质。从秦朝开始完成大一统后，中国历史已进入朝代更替的死循环中，前人创王朝，后人守江山的，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几十几百年后，王朝制度性腐败，大饥荒，蛮族入侵，低层人民百姓无法生存，激发民变，各路势力纷纷造反当皇帝，群雄逐鹿，完成大一统，维稳保皇权，几十几百年又是一个循环，只是在一个死循环里演绎着曾经的戏码。但中国古代的历史中隐约的有着某种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总逃不过四个现象，土地兼并导致贫富不均、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减产、蛮族入侵导致统治崩溃、特权阶级腐化导致行政低效，这四个现象交相辉映，宛若王朝挥之不去的梦魇。不管多少改革家呕心沥血，却依旧如此。
细品中国几千年历史，你会发现，历代王朝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造反当皇帝，二是维稳保皇位。皇帝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向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税收的种类有很多，税收机制越发隐匿。最好收完税还不让知道。同时纳税人成为禁词，不能有纳税人概念存在。防民之术称之为治世之道，皇权时期达到顶峰，从古至今防民之术有愚民，贫民，疲民，弱民，疾民，辱民。愚民则易治。愚民之术，使民众保持愚昧的状态，让其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认知障碍形成固有思维。只公布事件部分不全公开，有利项大肆宣传，对不利因素一概抹除，对其制度保持神秘感，让其知其有，却不精。贫民之术，让民众保持一个贫穷的状态，让其忙忙碌碌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没有时间去思考，永远在奔波却不能满足生活开销。清朝实行33两白银国策可谓达到贫民之术的顶峰。何为33两白银国策：清朝时期一个普通百姓的收入为33两白银 而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花费为36两白银，这样一个人维持正常生活的开销是不够差3两白银，为了争取足够的生活成本普通人需要为其不断奔波，无暇顾及其他，没时间思考。但殊不知这一切是设计好的，一年的劳作让其保持一个贫穷状态。实行贫民之策是一个国家的惯用计策，现在许多国家依然实行，让其忙忙碌碌一生还是贫瘠状态，好为其提供劳动力，忙碌无暇思考只知为温饱挣扎。疲民之术，让民众保持一个疲劳的状态，实现只有劳作没有时间思考的目的。心力憔悴，无法顾及其他，安于现状。弱民之术，让民众处于弱势，畏惧强者，不敢反抗，用制度条条框框来制约。疾民之术，让民众疾病缠身，并控制医药，疾病不给予彻底根除，维持持续看病拿药的状态，吸取巨大暴利，辱民让底层人民相互竞争，制约，揭发，失去公平，平等意识，活与恐惧环境，从而降低自身利益，委身与上位者。
古代统治者是如何千方百计压榨老百姓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提出了盐铁，专利皇权可以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更绝的是朝廷不需要包揽盐铁的生产和运销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主盐开矿朝廷在对商人刻意重税。商人在把重税转移到食盐中最后由农民买单，堪称简洁高效。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朝廷压榨农民的程序，另一方面又不会让农民直接感受到朝廷的压榨他们只会怨恨掩体商人骂他们是奸商，所以这套好用的压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然而仅仅通过垄断制度来压榨农民还远远不够，朝廷还会强迫农民以货币的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能去市场卖粮换钱，但大量的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物价格大跌。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又让朝廷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压低农作物价格，不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只能沦为牛马。我们的管仲老师还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惧平。正因如此，中国自秦朝以后，只有为晋南北朝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此巩固朝廷的权力。在他变法之后，米谷的价格骤然下跌，这就导致年丰谷贱，也就是说，农民虽然丰收了，但收入却没有增加，而朝廷的府库却十分充盈。另外就是滥发纸币，让你手中的财富沦为废纸。明朝的洪武八年，朝廷开始大量发行大明宝钞，为了强制全国的老百姓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停止出钱，并禁止民间不得使用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在短短十多年间，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很多官员也深受其害。直到正德年间，朝廷才悬崖勒马，不再发行宝钞，而是恢复了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相比之下，清朝没有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皇权完全不受制衡的年代，官方很容易滥发纸币，以此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剥削地主来间接剥削农民。北宋太子曾说，富事连田，阡陌为国守财儿。土地掌握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克征。这个思路其实跟利用商人资本来剥削农民的专利政策一样，都是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剥削地主，朝廷不用盯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只要看住数量有限的地主就可以，而且农民会将自己的怨恨投射在地主身上，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皇帝。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官方压榨农民的操作数不胜数。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挂着儒家的羊头，卖着法家的狗肉。儒家是面子，法家是里子，俗称外儒内法。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思想界和文化界，那真是百家争鸣，群星闪耀，跟现在比，那都是难以逾越的巅峰。但很可惜的是，最终这个时代被法家终结，于是乎呢，有了第一个大一统。秦朝，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并不是他的制度优越，也不是文化先进，更不是思想潮。商鞅变法，以法家的思想，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台高战争机器，用武力征服了天下。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法家思想可不是什么保障公平、保障个人权利，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儿的现代法律思想。法家思想实际上推崇的是以严刑峻法为基础，从上至下的对国家和社会的管控。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最高宗旨，甭管对不对，就问你服不服，不服就大行伺候，打到你服为止。百姓没有别的选择。平时种地，战时打仗，一切为统治者服务，并且是终身制。法家要对天下进行全面管控，全面管控意味着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钱从哪儿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是老百姓掏，可你越想管控社会，那管理成本就越高，越高你就得多收税，这是一个死循环，绕到最后呢，秦朝暴政，二世而亡。那怎么办？为了天下百姓心甘情愿的听话，于是乎呢，儒家思想华丽登场。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就是因为儒家思想可以为法家思想的统治披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我是皇上，我骑在你们脑袋上，那是因为君权神授，我是天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们要忠君爱国，我有做的不好的呢，可以劝我，但至于我听不听那就是我的事情了，再说我欺负你们，欺负狠了。你们还不能恨我，更不能造我的反，造反，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叛国，十恶不赦。法家就是蹲在皇上身边的比特犬皇上身边的比特犬，谁见谁害怕，让他咬谁就咬谁，而且是一根儿绳子，一头儿攥在皇上手里，一头儿系在老百姓的脖子上，紧一紧，老百姓就少吃一口，甚至把吃下去的都给皇上吐出来。松一松呢，皇上又成了千古。一地圣明之君，老百姓就在这种儒家思想的教化中统一思想，做一个有理想的打工人，为封建王朝的盛世添砖加瓦。同时培训奴才，让他们来伺候自己，取悦自己，分担压力。有些事自己不便做但又想做，有风险的事这个时候奴才就派上用场了，干的好功劳就是皇上的干不好责任就是奴才们的，奴才的特点就是敢于苟同，就是敢于做贱自己。其实这种奴的本质其实就是苟且。陈寅恪先生说过，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数，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基本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进步。其实目标很低，你是人，我也是人，然而就是这最低的努力都要耗费几千年，还一直在努力中，经常时不时弄成我是人上人，你们都不是人。
在古代，为什么大多数统治者都不把老百姓当人看？那是因为他们看透了这群乌合之众，知道这些人只要不逼的太狠，一般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逆来顺受，他们从来不会想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企盼着能有什么圣德君主、青天老爷来拯救他们，帮他们脱离苦海。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总是习惯被动的去接受一个结果，谁赢他们就听谁的，而不会想着。如何去改变这个现状？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千百年来商场伦理的束缚，以及对皇权天命深入骨髓的敬畏。古时候，百姓之所以被称为草民，是因为他们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可以任人宰割。从商鞅的愚民武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再到成都理学，中国古代底层百姓的抗争意识就这样一点点被皇帝、贵族以及地主士大夫牢牢的拿捏住了。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你把他们当做牛还是当做马都无所谓。即便受了冤屈，他们第一时间也不是据理力争，而是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祈求统治者的同情，妄图用卖惨来让自己继续苟活下去。而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可以说，古代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管理的一群人，但是这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指长时间的压迫与桎梏会让老百姓失去血性，对朝廷也没有忠诚度可言，如果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长时间不把尊严还给他们，这些人就没有动力去捍卫朝廷的利益。他们都会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就倒，所以不管任何封建朝代灭亡啊，除了那些前朝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就没有多少人会去缅怀他，古代的老百姓才不管头上的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岳飞谭嗣同被斩头他们振臂高呼，岳飞谭嗣同被平反时他们还是振臂高呼，他们不会问斩头的是谁，只要斩头不是自己就好，别人看戏他们也看戏，别人高呼他就高呼。当一个人连活着都很艰难的时候，你再要求他精神上要高贵，那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要不然，为什么清朝末年时，面对外敌入侵和时局动荡，那么多百姓都格外的麻木不仁呢？所以，请你在厌恶他们，憎恨他们、嘲笑他们的同时，也同情一下他们。
专制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神秘化，权力运作不透明，同时缺乏百姓监督。古代当官就是为了获取权利，实现阶层跨越，只要进入那个圈子，能够监督自己的就只有内部系统。而要躲避内部监督也很简单，就是背靠大树。因此，官官相护是必然的局面。古代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最怕什么？不是百姓造反，而是百姓觉醒，所以很多书籍是要见毁的。名义上说与圣人之意不符，其实是怕动摇权力专制的思想根基。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方向转到了开启民智，形成了清末十年的底层思想启蒙，也就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思路，转而直接面向城市百姓，试图釜底抽薪，抢夺知识控制权。正是有了这十年的思想启蒙。才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才有了几百万的觉醒人群，最后导出五四运动。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阶级分化以后，你要变革塔，你就会触动或者损害远社会同他们。他们是社会有组织、有力量的人群，你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制？政治学上有两个词汇，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我们现在说改革、变法，古代说变法，这些词在政治学上都贵在改良之下。所谓改良，就是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改变国家，这叫改良。所谓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建立社会制度的新构型，叫革命。不见得所有的暴力运动都能叫革命，比如中国每两三百年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推翻王权你这叫暴乱，为什么他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原来社会制度的翻版，没有任何创新，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不叫革命，这叫暴动，这叫改朝换代。
所以由于上流社会执行的是不守一切基本道德，只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导致中国社会道德败坏。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就流行着一种极为缺德、玩弄权术，残害他人，设局，做局，骗局而获得各种利益的种种方法。后来民国时代，有一本书叫厚黑学，也就是脸厚心黑，居然还能形成一门学问，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而且这本书一直在十大畅销书之列，可见中国民间百德文化流行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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