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叫高朗，死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
直勾勾地盯着我出租屋里那盏用了五年的灯罩，已经泛黄的吊灯。
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一个破了洞的风箱。身体先是剧烈地抽搐，
然后猛地僵直，最后软塌塌地倒了下去，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手里还攥着刚给他倒的一杯温水，水洒了一地，玻璃杯滚到墙角，没碎。
几分钟前，他还坐在我那张吱呀作响的沙发上，解开领带，抱怨着工作和家庭。
他说他老婆秦琴是个控制狂，说他儿子高泽把他当提款机，说他活得像条狗。他说，桑榆，
只有在你这里，我才感觉自己像个人。我叫桑榆，一个在这座城市里，
靠着给人做美甲和打零工，勉强糊口的女人。而现在，这个五分钟前还需要我同情的“人”，
成了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拨通急救电话的。
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抖得不成样子，声音也变了调。“地址！快说地址！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躁。我报出了这个我住了五年，
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任何东西的地址。但在那一刻，它从我嘴里说出来，却无比的陌生，
仿佛是一个通往地狱的坐标。救护车和警车几乎是同时到的，
那刺耳的鸣笛声划破了老旧小区的宁静，也彻底撕碎了我的人生。医护人员冲进来，
做了几下心肺复苏，然后摇了摇头，盖上了白布。警察则拉起了警戒线，邻居们探头探脑，
那些平日里点头之交的面孔，此刻都写满了惊恐和八卦。他们的目光像一把把锥子，
扎在我身上。我被带走了。坐在警车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荒诞的梦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警察重复着同样的话。
“他……他就是来我这儿坐坐，说说话，突然就不行了……”“我们什么都没做，真的，
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他有心脏病，他自己说的，
他口袋里应该有药……”警察确实从高朗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小瓶硝酸甘油，可惜，已经空了。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突发性心肌梗死，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我在警局待了二十四个小时，回答了无数个问题，签了无数份文件。
当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出警局大门时，天已经亮了。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以为，这场噩梦该结束了。人不是我杀的，警察也放我回来了，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会冲淡一切，人们会忘记那个死在我出租屋里的男人，
我也可以继续过我那贫瘠但至少安稳的生活。我太天真了。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自称是高朗家属代理律师的男人，
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公式化的语气通知我，我被起诉了。“桑榆女士，是吗？
我是高朗先生家属的代理律师。关于高朗先生在您住所不幸去世一事，
其家属正式向您提起诉讼，要求您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
共计一百三十一万元。”一百三十一万。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耳朵里轰然炸开。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世界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冰冷的男声，
还在我耳边回响。“桑榆女士？您在听吗？”“你……你说什么？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凭什么？人又不是我害死的！
你们凭什么找我赔钱？”“高朗先生的死亡，与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及时救助的义务，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具体的法律依据，
您会在法庭传票上看到。”电话挂断了。我捏着那个已经发烫的手机，愣在原地，
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荒谬。这是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词。
这比我这辈子听过的所有笑话都好笑，也好哭。我一个月累死累活，最多也就赚个五六千块。
一百三十一万，我得不吃不喝干二十年。他们不是要我赔钱，他们是要我的命。几天后，
法院的传票真的寄来了。那张轻飘飘的纸，却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
我的人生，从接到那张传票开始，被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曾经那个虽然贫穷但还算平静的桑榆，另一半，
则是一个背负着“杀人犯”污名和巨额索赔的被告。我必须为自己找个律师。
可我能去哪儿找律师？我认识的人里，
最有文化的也就是楼下奇牌室里那个会看报纸的王大爷。我开始上网查，
找那些法律援助机构的电话。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一遍又一遍，电话打出去几十个，
得到的回复却大同小异。“这个案子……有点棘手。”“桑榆女士，您和死者的关系，
在法律上很难界定啊。”“说实话，对方请的可是‘天正律师行’的张大状，
我们这种小律所，赢面不大。”我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每一次拒绝，
都像是在我心上割一刀。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掉进海里的人，四周是无边的冰冷海水，
我拼命地呼救，却没有一艘船愿意为我停下。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家小小的，
藏在老旧写字楼里，连招牌都掉漆了的律师事务所，给了我一丝希望。
接待我的是个叫陆沉的律师。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有点乱，
眼窝深陷，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他听我把事情的经过讲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下结论，
而是沉默了很久。“陆律师，您……您觉得我这个案子，有希望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能听出来的颤抖。陆沉推了推眼镜，看着我，目光很平静，
却又像是能看穿我所有的伪装和脆弱。“希望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的。”他说，
“案子我接了。律师费，你看着给就行。赢了，你按标的额的百分之一给我。输了，
你就给我五百块钱的辛苦费。”我愣住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陆律师，
您……您为什么……”“因为我烦透了那些有钱人。”陆沉的嘴角扯出一抹讥诮的笑，
“他们总觉得，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把活人往死里逼。
我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每次都能让他们得逞。”那天，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出来。
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在全世界都把我当成瘟神的时候，终于有个人，
愿意朝我伸出手。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见到了高朗的家人。他的妻子秦琴，
一个穿着精致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丝毫悲伤的女人。她的眼神像刀子，
淬了毒，恨不得将我凌迟。还有他的儿子高泽，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染着一头黄毛，
低着头玩手机，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法庭上，对方的律师，那个被称为“张大状”的男人，
果然名不虚传。他口若悬河，逻辑缜密，一步步地将我描绘成一个为了钱财，引诱有妇之夫，
最终导致其病发身亡的恶毒女人。“被告，桑榆！你明知高朗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
为何还要约他在你的住处见面？你难道不知道，情绪的剧烈波动，是心脏病患者的大忌吗？
”“我没有！我不知道他病得那么严重！是他自己要来的！”我激动地反驳。“哦？是吗？
”张律师冷笑一声，拿出了一叠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么请问被告，这些聊天记录，
又该如何解释？”记录被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我和高朗的对话。“我老婆又跟我吵架了，
烦死了。”“桑榆，我想见你。”“我知道不该打扰你，可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心口疼。
”我的回复很简单，大多是“你别想太多了”、“好好休息”、“有事就去医院”。
但在张律师的嘴里，这些都变了味。“大家请看！高朗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心口疼’，
这是多么危险的信号！而我们的被告，桑榆女士，做了什么？她没有劝告高朗先生立刻就医，
反而继续与他保持暧昧的联系！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引诱和怂恿吗？”“我没有！
”我的声音嘶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死在你的出租屋，
而不是别的地方？你敢说，你对他突发的疾病，没有一丁点的预见吗？你敢说，
你没有利用他的情感依赖，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吗？”张律师的声音越来越大，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百口莫辩。旁听席上，高朗的妻子秦琴，
终于有了一丝表情。她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哭声，肩膀一耸一-耸的，看起来悲痛欲绝。
我看着她，心里却是一阵阵地发冷。这个女人，在高朗死后的一个星期里，从没联系过我。
她没有质问，没有咒骂，而是直接让律师给我寄来了传票。现在，她却在法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