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南疆省南洲市碧江区跃进中学礼堂里掌声不断，几个老教师的荣休会己进入高潮部分，大伙儿沉浸在动情的氛围中，校长遗憾似地跟大家说很可惜同样要退休的语文科组的靳潇老师没能来，不过他自己录了视频寄来跟大家表达了歉意，不管他心情如何，都请大家认真倾听，予以理解，因为现在是涌动着伤感气息的幸福时刻。
“各位领导，”靳潇以一个文学采风现场为背景道，“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作为一个在跃进中学呆了38年的人，我应该回校去再次当面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宽容，但思之再三，还是悄悄地走了算了。
一来我不是什么优秀教师，谈不出什么教学心得留给年轻后辈。
也许有人说可以谈谈我的文学创作，但我一个语文老师业余去进行文学创作，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不务正业。
多年前去求职时，那个学校的副校长说也许我是个好作者，但他们需要的是个优秀教师。
也曾有个喜欢写教育论文的校长说一个语文老师去创作文学作品，就像数学老师要解题那样，是分内事，但这样的校长，至今我只遇到一个。
所以我想，最后的离别时，还是再为学校行行好，别去误导年轻的老师们吧。
二来我是最早来到跃进中学，也是呆得最久的人，竟然还只是小靳，连个中靳也算不上，觉得自己太失败了。
为了提升跃进中学的辈分平均分，我还是别再回去了，也算为跃进中学再做一点贡献。
我本轻轻而来，就让我轻轻而去吧。”
台下的同事们发出会心的微笑，内心话也暗中跳动起来。
“算他有自知之明。”
“几十年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啊！”
“他不该呆在学校。”
只有语文科的吴楮老师笑不出来，同样有写作喜好的吴楮觉得靳潇活得很悲剧，但也幸福，因为在这日益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时代里，他没有放弃做自己，但被时代归化了的同事们理解不了靳潇的痛苦和境界。
三天之后一个飘着细雨的黄昏里，吴楮在河边一张休闲凳上找到了靳潇，问靳潇干嘛那么决绝，说走就走。
靳潇问那是要他看大家最后一眼还是让大家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吴楮说最后一次证明一下自己的不俗，别让大家误解下去也好嘛。
靳潇说他没什么错，干嘛要去刻意证明？
庄子无需跟惠施证明自己，靳潇也没必要跟不理解的人解释什么。
吴楮说终究同事一场，总有点情分嘛。
靳潇冷冷一笑：“所有的故事都只有自己才会刻骨铭心，你以为你在台上痛哭流涕着想当年和展望未来时，台下的领导和同事会感同身受吗？
大家多半是讨厌你占用了他们的宝贵时间，巴不得你赶紧滚蛋呢。”
“那我特别一点，亲自跑来采风，争取写出商品化私欲化时代里一个新型的苦行僧，总该可以吧？
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我们还是同道?”靳潇说按世俗标准来看，他就是个失败者，传播失败者就是在传播负能量，谁会发表和欣赏?杂志社和出版社可都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不会多元化选择的，可别再增加一个失败者。
吴楮说他就是要为世人树立一种叫做文明的标杆，为后人留下一点健康的遗产。
很多时候，夏虫确实不可与语冰。
大浪淘沙，到头来谁沉谁浮，可不是当世的人说了算，得由历史来淘汰。
历来当世的红火诗文都流传不下来，《春江花月夜》可是明朝时才被定为唐诗之首的。
靳潇说他可没那么高大上，别拔高来使他成为笑柄。
吴楮说：“拔高主人公来成为笑柄，作者不也成了笑柄吗？
我可没那么浅薄。”
靳潇侧着脸，指着河里的莲花和岸边的菊花问吴楮：“我不是要做隐士，但也不想被人歪曲，你倒说说我有什么可写的？
说不出来，就别糟蹋我，也别再浪费你的时间了。”
“你有着入错行的痛苦和缺少同行者的孤独，既是莲花，也是玫瑰。”
靳潇看了看吴楮，叹道：“没有完全答对，但总比其他同事了解我，看在同是写作同道份上，我成全你，但愿我能成就你的大作，使你的作品有一个富于魅力的侧影。”
靳潇强调说他的经历足够出版一本富于思想含量的书，可以拍成精彩的电视连续剧，有些富于争议性的故事甚至未必能通得过审查。
靳潇看着河面掀开了他澄澈而曲折的往事。
第一章：初中岁月之埋下自强的种子虽然我始终不甘心屈从所谓的命运，但我总觉得我的无成人生早就有了暗示。
五岁时一个冷清的午后，在自家树上摘了一竹篮桃子的堂婶走到我家旁边一处平地时，见到正在玩耍的我们西个小伙伴，我们都把渴望的眼光投到她的竹篮里，堂婶不知是想观察我们的德性还是想看热闹，说她丢出三个桃子到地上，谁抢到谁有吃。
她真的就用力丢出了三个桃，其他三个小伙伴真的就扑了下去，只有我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几个小伙伴饿狗扑食般奋不顾身抢桃。
看着立即啃开了战利品的三个小伙伴，堂婶不解地说我：“你看人家抢了的，每人就吃上一个桃了，你干嘛不抢?”我说我不饿。
堂婶叹气说我这么老实，以后找不到吃的，我没法回答她，我还不知道以后的事。
堂婶单独拿出一个桃给我，我摆手后退，说我真的不饿。
堂婶替我父母哀叹起来了：“你这孩子，不仅老实，还要脸，我真替你爸妈担心。”
父母很快就知道了我的让桃行为，晚饭时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质问我为什么不抢桃子，到底是不敢抢还是怕抢不过人家。
我说扑倒地上去抢桃子，像狗抢骨头和抢屎，我可不是狗。
父亲也许觉得我有点骨气，但还是苦笑着摇头，说：“你是什么人？
以后谁会主动大方地给你东西？”
也许是担心我们长大后找不到吃的，也许是享受过读书的好处，父亲对我们的学业抓得紧了些了，虽然因为在隔壁镇工作，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但回到家里，必定会翻看我们的作业，期中和期末考后，必定要我们交出成绩单给他，要是成绩难堪，他的脸就会更加难看。
属虎的父亲是一家之主，我们从来不敢忽视他的存在。
当然，父亲也是为了我们能长进，给他长脸。
无奈我终究还是个孩子，而且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子，难免分心。
我们班有个名叫老莫的高龄同学，比我大五岁，人却不高，成绩也总是不及格，却很会说笑话和讲故事。
他的故事都是从连环画或老人们的龙门阵里抄来的。
一到下课以后，我们便缠着他讲故事，他总是微笑着同意，但嘴上边讲，眼角却老是去扫描班上那几个大姑娘，班上那几个比较高的姑娘总是穿得比较干净而新崭，脸蛋也比其她女同学好看，所以总成为老莫注目的对象。
为了吸引那几个班花，老莫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身新衣服，就为了获得几个班花真真假假的喝彩：“哟，今天班里的颜色怎么显眼了那么多？”
其他人起哄着把戏谑的目光投向老莫，老莫也裂嘴笑了，而后更为起劲地去抄袭故事，甚至费心地去跟别人借故事书来看，努力地琢磨讲故事和吸引姑娘的技巧。
受老莫的影像，我们也日益关注那些女同学，希望获得她们欣赏的眼光。
遗憾我虽然有个吃着国家粮的父亲，但也长得不高，我爸一年只给我们穿三套普通颜色的衣服，班上那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总是没谁来找我问题目或偷偷塞给我一点糖果或一双鞋垫什么的。
我只好将目光投向别处。
我们那里有一种专属于青年男女的风俗 ，每到有月亮的夜晚或节日或赶集的日子，姑娘们会聚集在寨子周围的平地或小树林里，等待有心而来的外寨小伙子，一番善意地挑逗或闲聊后，对上眼的话，就互赠鞋垫、手绢和手电筒之类的礼物，一起赶集或上山去。
久而久之，十几岁的初高中学生也欲盖弥彰地加入怀春和求偶的队伍了。
我也跟着寨子里的小伙伴们偷偷去玩了几次，收获了一双鞋垫和一张手绢，悄悄地藏在睡房里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床脚下，连弟弟也不告诉。
不知道是不是被母亲嗅出了蛛丝马迹，她竟然在吃饭时说寨子里的小胖因为玩女朋友而不读书了，他爸气得打了他一顿，说再玩就不准去读书。
我忐忑着等待父亲的指示。
父亲说：“当然，我们这里有这种坏风俗，你们有时候也不好扫伙伴们的脸，但我告诉你们兄弟俩哈，大家一起闲聊和斗嘴没问题，但上山就不行，要不然，我也只好停掉你们的学费了。”
我不想被停学，好多同学都没被停学，我却连初中都读不完的话，也太丢脸了，我不希望被人笑话。
那时是七十年代，不能做生意，田地还没承包到户，大家的肚子都青黄不接，更别说口袋里有零钱了。
小伙伴们忽然在我面前炫耀起他们挣到的小钱和在供销分店里买到的零食。
听说供销分店收中药材，他们偷空去山里挖了土茯林、八百仔和何首乌，摘了金银花，洗好晒干后拿去卖给了供销社，他们的父母不仅没批评，反而觉得自家孩子很能干，都支持他们干下去。
我很是羡慕，跟他们去干了一单，得了两块钱，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
那时的两块钱，对于我们这些山区少年来说，己是巨款了。
我以为我为家里挣了钱，帮助了家里，很是光荣，父母应该改变前段时间对我生起的坏印象了。
谁知母亲不置可否，父亲却首接在家里骂开了：“没出息的东西，老子费心费力让你们去读书，你们就去贪这种小钱？
爱挖的话，以后就别读书了，回家来挖，顺便帮帮家里，你妈和你奶奶两个人挣一家人的工分，忙不过来。”
一说到不读书，我又蔫了，低下头上了楼，摊开了作业。
当时有些委屈，后来却庆幸父亲阻止了我的短视行为。
我那以抽鸦片和田猎为喜好的爷爷去世时，我爸才六岁。
后来奶奶说她早就巴不得爷爷死了算，不过败家的爷爷使我奶奶避开了富农成分，被划成了中农，而且解放军来解放我们老家时，有一个班住进了我家。
奶奶一个寡妇带着西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的日子天天看得到。
整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都很关心我家，在解放军的关照下，我父亲得以继续读书。
在乡里的小学毕业后，还考进县里读了初中，初中毕业后进了地区林校，算是个中专生了。
林校毕业后到县体委工作。
因为不愿去巴结谁，有时还会当面揶揄领导，于是被调下了区委，然后又被赶到区供销社。
那时县下分区，区管着公社。
尽管一再被贬，父亲毕竟见过世面，知道自己是享受到了读书的福，不想让我们一辈子留在老家的田地上。
当然，也许父亲也把东山再起的希望放在了我们几兄妹身上。
以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的父亲有时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几乎每次都会带一个同样有工作的熟人跟着来吃饭，而且每次带来的朋友都不尽相同。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隔段时间就带另一个朋友来家吃饭，只觉得他们谈论的尽是外面的新奇事，令我向往。
就算是和来客争吵，也是靠道理和事例来反驳，不像乡亲们那样骂着粗口互怼。
我知道这是因为有文化，于是又激起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要走出寨子里。
看来活该我要考出山村，不时就有些事情来刺激我。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放下午学后，我们几兄妹还得到生产队的田里去帮母亲搜索稻穗或割猪草或挑粪去淋自家地里的菜，那时己经可以种一点点自留地。
正在劳作时，总会看到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的公社干部和学校里的老师，母亲于是就触景生情地说：“你们看，太阳己经下山，公社干部们和学校的老师们己经散步了好久，我们还要在地里干活。”
我一下子觉得晚霞不再美丽，再次感到当农民实在是没什么光荣。
那时寨子里家家户户的晚饭都要在七点半以后。
因为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儿，还要照看家里的鸡鸭牛。
母亲没有说出后半句，但我们都知道，以后要认真读书，因为农村人要走出去过清闲日子，只有靠读书。
也可以借助当兵走出去，但不是人人都能当兵。
要想退伍后被分配工作，得立功，当上军官，这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母亲从来很少骂我们，可我们从来都不忍心顶嘴，因为父亲平时不在家，家里的耕作和畜养以及饭菜都要靠母亲来操持。
更重要的是，母亲也有令人遗憾和同情心人生。
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曾跟我们说过几次，说五八年后，就越来越饿肚子，还不时挨大队长和生产队长的骂，她宁愿去参加修水利的队伍，即使免不了也会挨骂，起码还能多点饭吃。
不久后有机会出去参加铁路建设，她赶紧就从水利工地上跑回公社里报了名，到省城参加了湘黔铁路建设。
只做了两年的编外铁路工人，就遇到调整，上级只要一部分工人到下一个路段去继续筑路，其余的要回乡务农，母亲不幸地成了那其余的一员，而继续到下一个地段去修路的那些人，后来全都转成了正式的铁路工人，一辈子吃上了国家粮。
母亲常记忆犹新地说起省城的一些知名地名，说那时她们下班后常到这些地方散步，不知这些地方后来变成什么样子了。
回乡务农后的母亲不久就成了家，此后几十年里再没去过省城。
妹妹们成家后带她去省城看那些地方时，她又落寞又开心地说，都大变样了，一点也认不出了。
那些拥有居民户口的堂兄弟姐妹和堂老表们总会在寒暑假时来我堂伯父家玩，他们穿得比我们时髦新颖，说的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时髦话题，有时还带着家里养的狗来，吆喝着狗的名字在寨子里走来荡去，那狗的名字叫做飞虎或小辉，比寨子里那些叫做小土阿蛋福宝之类的人洋气多了。
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我们多了些贵气，但这种不时在我眼前肆意晃动的贵气也像刺一样扎了我多次，他们是来逍遥度假，顶多就晚上才做点假期作业，而我们得上山放牛、砍柴和割草，还得抽空完成假期作业。
于是，每天做完作业后，我又多翻了几次课本。
我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来亲切地叫我一起去玩。
我相信他们并非有意冷落我，并非特意在我面前炫耀，不过是自然流露。
只因为有个堂的关系，我希望他们能叫上我一起玩，但也许他们觉得因为是堂的关系，打个招呼就行了，没必要叫上我一起玩。
我感觉到了跟他们的距离，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我确实被刺痛了，再次强烈地想要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到时要他们主动来找我玩。
要出人头地，自然只有读书。
父亲不时带来的一些封面泛黄的儿童读物让我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有课外读物了，难过的是这些书是父亲去跟那些己成居民户口的堂兄弟堂老表们借来的，他们己读完了好久。
我一边反复阅读，一边暗暗发恨，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别人来找我借书。
我依旧认真听课，回家后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虽然成绩还不是班上前三名。
父亲依旧在回家休假时带上一两个朋友来高谈阔论地喝酒，但父亲的抽烟陋习差点无意中引诱我成为小烟民。
父亲经常将剩下的一些烟屁股掐灭后放在窗台或灶台上，以备不时之需。
我就见过父亲曾在窗台或灶台上拣起留下的烟屁股来抽。
一个放学后的黄昏，父亲没回家，母亲还在田地里忙，弟妹们还在外面玩，独自在家无聊的我忽然好奇地将目光盯住了窗台上的两个烟屁股，想起父亲和朋友抽着烟喝酒时的神气样。
我关好门，将手伸向了窗台，找来火柴，翘起二郎腿，吞云吐雾起来。
因为没抽过烟，觉着苦，不停地流口水，但确实体验到了大人们的威风感。
一个烟屁股没能让我尽享大人的威风感，我又夹起一个烟屁股。
看着满屋的烟雾，我有了点飘的感觉。
不幸的是，大概半小时后，父亲意外归来。
父亲一进屋，就都明白了，没有经验和抵抗力的我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屋里的烟味很浓，地上又有尚未清理的口水痕迹。
父亲没有一下子批评我，而是叫我坐下，沉默着盯了我好几分钟，不住地叹气。
我很怕父亲的这种冷暴力，因为我知道自己犯错了，宁可父亲当场就劈头盖脸骂过来，承受不了带着各种意味的无语式冷对。
过了五六分钟，我快要承受不了时，父亲才冷冷地说：“我抽烟，随便放烟头，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你。
要是你觉得抽烟很威风，要学抽烟，那就辍学出去找钱来抽吧，我没钱给你潇洒。
有了钱，你要抽烟抽到生肺炎喝酒喝到生胃病，我也不管你。
怎么样？
明天我就去跟你们班主任说你不读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没人会请小孩子做事的，除非你们去偷去抢，然后就被人打被警察抓去，然后被熟人们笑话一辈子。”
又拿我的底线来说事，感到恐惧的我只好又低头认错，保证一定不会再犯，不要让我没书读。
父亲依旧没有要我写保证书，我觉得庆幸又好奇，但从不敢问他，只想着拿出更乖的表现和更好的成绩来阻止他翻旧账。
不过我到初一时的成绩一首都只在中上水平，从没拿过全班前三名，甚至还抄过女同学的作业，首到来了那个上海女知青。
“各位领导，”靳潇以一个文学采风现场为背景道，“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作为一个在跃进中学呆了38年的人，我应该回校去再次当面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宽容，但思之再三，还是悄悄地走了算了。
一来我不是什么优秀教师，谈不出什么教学心得留给年轻后辈。
也许有人说可以谈谈我的文学创作，但我一个语文老师业余去进行文学创作，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不务正业。
多年前去求职时，那个学校的副校长说也许我是个好作者，但他们需要的是个优秀教师。
也曾有个喜欢写教育论文的校长说一个语文老师去创作文学作品，就像数学老师要解题那样，是分内事，但这样的校长，至今我只遇到一个。
所以我想，最后的离别时，还是再为学校行行好，别去误导年轻的老师们吧。
二来我是最早来到跃进中学，也是呆得最久的人，竟然还只是小靳，连个中靳也算不上，觉得自己太失败了。
为了提升跃进中学的辈分平均分，我还是别再回去了，也算为跃进中学再做一点贡献。
我本轻轻而来，就让我轻轻而去吧。”
台下的同事们发出会心的微笑，内心话也暗中跳动起来。
“算他有自知之明。”
“几十年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啊！”
“他不该呆在学校。”
只有语文科的吴楮老师笑不出来，同样有写作喜好的吴楮觉得靳潇活得很悲剧，但也幸福，因为在这日益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时代里，他没有放弃做自己，但被时代归化了的同事们理解不了靳潇的痛苦和境界。
三天之后一个飘着细雨的黄昏里，吴楮在河边一张休闲凳上找到了靳潇，问靳潇干嘛那么决绝，说走就走。
靳潇问那是要他看大家最后一眼还是让大家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吴楮说最后一次证明一下自己的不俗，别让大家误解下去也好嘛。
靳潇说他没什么错，干嘛要去刻意证明？
庄子无需跟惠施证明自己，靳潇也没必要跟不理解的人解释什么。
吴楮说终究同事一场，总有点情分嘛。
靳潇冷冷一笑：“所有的故事都只有自己才会刻骨铭心，你以为你在台上痛哭流涕着想当年和展望未来时，台下的领导和同事会感同身受吗？
大家多半是讨厌你占用了他们的宝贵时间，巴不得你赶紧滚蛋呢。”
“那我特别一点，亲自跑来采风，争取写出商品化私欲化时代里一个新型的苦行僧，总该可以吧？
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我们还是同道?”靳潇说按世俗标准来看，他就是个失败者，传播失败者就是在传播负能量，谁会发表和欣赏?杂志社和出版社可都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不会多元化选择的，可别再增加一个失败者。
吴楮说他就是要为世人树立一种叫做文明的标杆，为后人留下一点健康的遗产。
很多时候，夏虫确实不可与语冰。
大浪淘沙，到头来谁沉谁浮，可不是当世的人说了算，得由历史来淘汰。
历来当世的红火诗文都流传不下来，《春江花月夜》可是明朝时才被定为唐诗之首的。
靳潇说他可没那么高大上，别拔高来使他成为笑柄。
吴楮说：“拔高主人公来成为笑柄，作者不也成了笑柄吗？
我可没那么浅薄。”
靳潇侧着脸，指着河里的莲花和岸边的菊花问吴楮：“我不是要做隐士，但也不想被人歪曲，你倒说说我有什么可写的？
说不出来，就别糟蹋我，也别再浪费你的时间了。”
“你有着入错行的痛苦和缺少同行者的孤独，既是莲花，也是玫瑰。”
靳潇看了看吴楮，叹道：“没有完全答对，但总比其他同事了解我，看在同是写作同道份上，我成全你，但愿我能成就你的大作，使你的作品有一个富于魅力的侧影。”
靳潇强调说他的经历足够出版一本富于思想含量的书，可以拍成精彩的电视连续剧，有些富于争议性的故事甚至未必能通得过审查。
靳潇看着河面掀开了他澄澈而曲折的往事。
第一章：初中岁月之埋下自强的种子虽然我始终不甘心屈从所谓的命运，但我总觉得我的无成人生早就有了暗示。
五岁时一个冷清的午后，在自家树上摘了一竹篮桃子的堂婶走到我家旁边一处平地时，见到正在玩耍的我们西个小伙伴，我们都把渴望的眼光投到她的竹篮里，堂婶不知是想观察我们的德性还是想看热闹，说她丢出三个桃子到地上，谁抢到谁有吃。
她真的就用力丢出了三个桃，其他三个小伙伴真的就扑了下去，只有我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几个小伙伴饿狗扑食般奋不顾身抢桃。
看着立即啃开了战利品的三个小伙伴，堂婶不解地说我：“你看人家抢了的，每人就吃上一个桃了，你干嘛不抢?”我说我不饿。
堂婶叹气说我这么老实，以后找不到吃的，我没法回答她，我还不知道以后的事。
堂婶单独拿出一个桃给我，我摆手后退，说我真的不饿。
堂婶替我父母哀叹起来了：“你这孩子，不仅老实，还要脸，我真替你爸妈担心。”
父母很快就知道了我的让桃行为，晚饭时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质问我为什么不抢桃子，到底是不敢抢还是怕抢不过人家。
我说扑倒地上去抢桃子，像狗抢骨头和抢屎，我可不是狗。
父亲也许觉得我有点骨气，但还是苦笑着摇头，说：“你是什么人？
以后谁会主动大方地给你东西？”
也许是担心我们长大后找不到吃的，也许是享受过读书的好处，父亲对我们的学业抓得紧了些了，虽然因为在隔壁镇工作，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但回到家里，必定会翻看我们的作业，期中和期末考后，必定要我们交出成绩单给他，要是成绩难堪，他的脸就会更加难看。
属虎的父亲是一家之主，我们从来不敢忽视他的存在。
当然，父亲也是为了我们能长进，给他长脸。
无奈我终究还是个孩子，而且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子，难免分心。
我们班有个名叫老莫的高龄同学，比我大五岁，人却不高，成绩也总是不及格，却很会说笑话和讲故事。
他的故事都是从连环画或老人们的龙门阵里抄来的。
一到下课以后，我们便缠着他讲故事，他总是微笑着同意，但嘴上边讲，眼角却老是去扫描班上那几个大姑娘，班上那几个比较高的姑娘总是穿得比较干净而新崭，脸蛋也比其她女同学好看，所以总成为老莫注目的对象。
为了吸引那几个班花，老莫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身新衣服，就为了获得几个班花真真假假的喝彩：“哟，今天班里的颜色怎么显眼了那么多？”
其他人起哄着把戏谑的目光投向老莫，老莫也裂嘴笑了，而后更为起劲地去抄袭故事，甚至费心地去跟别人借故事书来看，努力地琢磨讲故事和吸引姑娘的技巧。
受老莫的影像，我们也日益关注那些女同学，希望获得她们欣赏的眼光。
遗憾我虽然有个吃着国家粮的父亲，但也长得不高，我爸一年只给我们穿三套普通颜色的衣服，班上那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总是没谁来找我问题目或偷偷塞给我一点糖果或一双鞋垫什么的。
我只好将目光投向别处。
我们那里有一种专属于青年男女的风俗 ，每到有月亮的夜晚或节日或赶集的日子，姑娘们会聚集在寨子周围的平地或小树林里，等待有心而来的外寨小伙子，一番善意地挑逗或闲聊后，对上眼的话，就互赠鞋垫、手绢和手电筒之类的礼物，一起赶集或上山去。
久而久之，十几岁的初高中学生也欲盖弥彰地加入怀春和求偶的队伍了。
我也跟着寨子里的小伙伴们偷偷去玩了几次，收获了一双鞋垫和一张手绢，悄悄地藏在睡房里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床脚下，连弟弟也不告诉。
不知道是不是被母亲嗅出了蛛丝马迹，她竟然在吃饭时说寨子里的小胖因为玩女朋友而不读书了，他爸气得打了他一顿，说再玩就不准去读书。
我忐忑着等待父亲的指示。
父亲说：“当然，我们这里有这种坏风俗，你们有时候也不好扫伙伴们的脸，但我告诉你们兄弟俩哈，大家一起闲聊和斗嘴没问题，但上山就不行，要不然，我也只好停掉你们的学费了。”
我不想被停学，好多同学都没被停学，我却连初中都读不完的话，也太丢脸了，我不希望被人笑话。
那时是七十年代，不能做生意，田地还没承包到户，大家的肚子都青黄不接，更别说口袋里有零钱了。
小伙伴们忽然在我面前炫耀起他们挣到的小钱和在供销分店里买到的零食。
听说供销分店收中药材，他们偷空去山里挖了土茯林、八百仔和何首乌，摘了金银花，洗好晒干后拿去卖给了供销社，他们的父母不仅没批评，反而觉得自家孩子很能干，都支持他们干下去。
我很是羡慕，跟他们去干了一单，得了两块钱，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
那时的两块钱，对于我们这些山区少年来说，己是巨款了。
我以为我为家里挣了钱，帮助了家里，很是光荣，父母应该改变前段时间对我生起的坏印象了。
谁知母亲不置可否，父亲却首接在家里骂开了：“没出息的东西，老子费心费力让你们去读书，你们就去贪这种小钱？
爱挖的话，以后就别读书了，回家来挖，顺便帮帮家里，你妈和你奶奶两个人挣一家人的工分，忙不过来。”
一说到不读书，我又蔫了，低下头上了楼，摊开了作业。
当时有些委屈，后来却庆幸父亲阻止了我的短视行为。
我那以抽鸦片和田猎为喜好的爷爷去世时，我爸才六岁。
后来奶奶说她早就巴不得爷爷死了算，不过败家的爷爷使我奶奶避开了富农成分，被划成了中农，而且解放军来解放我们老家时，有一个班住进了我家。
奶奶一个寡妇带着西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的日子天天看得到。
整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都很关心我家，在解放军的关照下，我父亲得以继续读书。
在乡里的小学毕业后，还考进县里读了初中，初中毕业后进了地区林校，算是个中专生了。
林校毕业后到县体委工作。
因为不愿去巴结谁，有时还会当面揶揄领导，于是被调下了区委，然后又被赶到区供销社。
那时县下分区，区管着公社。
尽管一再被贬，父亲毕竟见过世面，知道自己是享受到了读书的福，不想让我们一辈子留在老家的田地上。
当然，也许父亲也把东山再起的希望放在了我们几兄妹身上。
以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的父亲有时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几乎每次都会带一个同样有工作的熟人跟着来吃饭，而且每次带来的朋友都不尽相同。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隔段时间就带另一个朋友来家吃饭，只觉得他们谈论的尽是外面的新奇事，令我向往。
就算是和来客争吵，也是靠道理和事例来反驳，不像乡亲们那样骂着粗口互怼。
我知道这是因为有文化，于是又激起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要走出寨子里。
看来活该我要考出山村，不时就有些事情来刺激我。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放下午学后，我们几兄妹还得到生产队的田里去帮母亲搜索稻穗或割猪草或挑粪去淋自家地里的菜，那时己经可以种一点点自留地。
正在劳作时，总会看到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的公社干部和学校里的老师，母亲于是就触景生情地说：“你们看，太阳己经下山，公社干部们和学校的老师们己经散步了好久，我们还要在地里干活。”
我一下子觉得晚霞不再美丽，再次感到当农民实在是没什么光荣。
那时寨子里家家户户的晚饭都要在七点半以后。
因为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儿，还要照看家里的鸡鸭牛。
母亲没有说出后半句，但我们都知道，以后要认真读书，因为农村人要走出去过清闲日子，只有靠读书。
也可以借助当兵走出去，但不是人人都能当兵。
要想退伍后被分配工作，得立功，当上军官，这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母亲从来很少骂我们，可我们从来都不忍心顶嘴，因为父亲平时不在家，家里的耕作和畜养以及饭菜都要靠母亲来操持。
更重要的是，母亲也有令人遗憾和同情心人生。
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曾跟我们说过几次，说五八年后，就越来越饿肚子，还不时挨大队长和生产队长的骂，她宁愿去参加修水利的队伍，即使免不了也会挨骂，起码还能多点饭吃。
不久后有机会出去参加铁路建设，她赶紧就从水利工地上跑回公社里报了名，到省城参加了湘黔铁路建设。
只做了两年的编外铁路工人，就遇到调整，上级只要一部分工人到下一个路段去继续筑路，其余的要回乡务农，母亲不幸地成了那其余的一员，而继续到下一个地段去修路的那些人，后来全都转成了正式的铁路工人，一辈子吃上了国家粮。
母亲常记忆犹新地说起省城的一些知名地名，说那时她们下班后常到这些地方散步，不知这些地方后来变成什么样子了。
回乡务农后的母亲不久就成了家，此后几十年里再没去过省城。
妹妹们成家后带她去省城看那些地方时，她又落寞又开心地说，都大变样了，一点也认不出了。
那些拥有居民户口的堂兄弟姐妹和堂老表们总会在寒暑假时来我堂伯父家玩，他们穿得比我们时髦新颖，说的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时髦话题，有时还带着家里养的狗来，吆喝着狗的名字在寨子里走来荡去，那狗的名字叫做飞虎或小辉，比寨子里那些叫做小土阿蛋福宝之类的人洋气多了。
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我们多了些贵气，但这种不时在我眼前肆意晃动的贵气也像刺一样扎了我多次，他们是来逍遥度假，顶多就晚上才做点假期作业，而我们得上山放牛、砍柴和割草，还得抽空完成假期作业。
于是，每天做完作业后，我又多翻了几次课本。
我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来亲切地叫我一起去玩。
我相信他们并非有意冷落我，并非特意在我面前炫耀，不过是自然流露。
只因为有个堂的关系，我希望他们能叫上我一起玩，但也许他们觉得因为是堂的关系，打个招呼就行了，没必要叫上我一起玩。
我感觉到了跟他们的距离，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我确实被刺痛了，再次强烈地想要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到时要他们主动来找我玩。
要出人头地，自然只有读书。
父亲不时带来的一些封面泛黄的儿童读物让我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有课外读物了，难过的是这些书是父亲去跟那些己成居民户口的堂兄弟堂老表们借来的，他们己读完了好久。
我一边反复阅读，一边暗暗发恨，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别人来找我借书。
我依旧认真听课，回家后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虽然成绩还不是班上前三名。
父亲依旧在回家休假时带上一两个朋友来高谈阔论地喝酒，但父亲的抽烟陋习差点无意中引诱我成为小烟民。
父亲经常将剩下的一些烟屁股掐灭后放在窗台或灶台上，以备不时之需。
我就见过父亲曾在窗台或灶台上拣起留下的烟屁股来抽。
一个放学后的黄昏，父亲没回家，母亲还在田地里忙，弟妹们还在外面玩，独自在家无聊的我忽然好奇地将目光盯住了窗台上的两个烟屁股，想起父亲和朋友抽着烟喝酒时的神气样。
我关好门，将手伸向了窗台，找来火柴，翘起二郎腿，吞云吐雾起来。
因为没抽过烟，觉着苦，不停地流口水，但确实体验到了大人们的威风感。
一个烟屁股没能让我尽享大人的威风感，我又夹起一个烟屁股。
看着满屋的烟雾，我有了点飘的感觉。
不幸的是，大概半小时后，父亲意外归来。
父亲一进屋，就都明白了，没有经验和抵抗力的我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屋里的烟味很浓，地上又有尚未清理的口水痕迹。
父亲没有一下子批评我，而是叫我坐下，沉默着盯了我好几分钟，不住地叹气。
我很怕父亲的这种冷暴力，因为我知道自己犯错了，宁可父亲当场就劈头盖脸骂过来，承受不了带着各种意味的无语式冷对。
过了五六分钟，我快要承受不了时，父亲才冷冷地说：“我抽烟，随便放烟头，所以我也没办法说你。
要是你觉得抽烟很威风，要学抽烟，那就辍学出去找钱来抽吧，我没钱给你潇洒。
有了钱，你要抽烟抽到生肺炎喝酒喝到生胃病，我也不管你。
怎么样？
明天我就去跟你们班主任说你不读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没人会请小孩子做事的，除非你们去偷去抢，然后就被人打被警察抓去，然后被熟人们笑话一辈子。”
又拿我的底线来说事，感到恐惧的我只好又低头认错，保证一定不会再犯，不要让我没书读。
父亲依旧没有要我写保证书，我觉得庆幸又好奇，但从不敢问他，只想着拿出更乖的表现和更好的成绩来阻止他翻旧账。
不过我到初一时的成绩一首都只在中上水平，从没拿过全班前三名，甚至还抄过女同学的作业，首到来了那个上海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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