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厢的门在我身后合上，将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在外。
一瞬间，我们被塞进了一个由隔音棉和廉价壁纸构成的密闭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试图掩盖却反而与之混合的烟酒气味。
她先我一步走进这片昏暗，动作熟练地按下墙上的开关。
霎时间，头顶那盏缀满塑料水晶的球灯旋转起来，将破碎的光斑泼洒在深紫色的绒面沙发上，泼洒在黑色大理石桌面上，泼洒在她沉默的侧脸上。
光线扫过墙壁，上面残留着一些模糊的指印和或许是被刻意忽略的划痕。
我们按照惯例坐在那张不知道多少人坐过的沙发上，“先唱歌吧。”
我对着旁边的女人说道。
她坐在沙发上，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拉着。
“唱什么？”
我摇了摇头，身体向后陷进那片过于柔软的紫色绒布里。
“你点吧。
我…听就行。”
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过喉咙。
她没再坚持，指尖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熟悉的旋律前奏响起，是一首很老的情歌对唱。
她拿起话筒，递给我一支。
我没接，只是看着屏幕上的MV画面，那些穿着过时服饰的男女演员在像素格里演绎着悲欢离合。
她笑了笑，自己拿起另一支，跟着旋律轻轻哼唱起来，并没有勉强我。
她的歌声不难听，甚至称得上悦耳，但在此刻，却像背景噪音一样无法真正进入我的意识。
我的注意力涣散着，飘向角落里那个有些变形的金属垃圾桶，飘向墙壁上那幅印刷拙劣的抽象画，飘向空气中那股混合着残留烟味、廉价香氛和一丝若有若无霉味的复杂气息。
这味道钻进鼻腔，让人莫名有些反胃。
包厢门偶尔被推开，服务生送果盘和小吃，短暂地漏进走廊里其他包厢鬼哭狼嚎的歌声和嘈杂的笑闹声。
她总是第一时间把门关上，将那外面的喧嚣再次隔绝。
“你今天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找了个医生吗？”
“分手了。”
她不再唱歌了，只是陪着我一杯接一杯地喝。
屏幕上的MV兀自播放着，无声的画面闪烁变幻，光影投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她偶尔会说几句话，声音很轻，大多是“慢点喝”或者“吃点东西”。
我只是点头，或摇头，胃里的酒精开始燃烧，身体逐渐变得轻盈，但头脑深处的某个部分却异常沉重，像坠着一块浸透了水的石头。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旋转灯球的光斑即使隔着眼睑也能感觉到它们的晃动。
耳边是她轻微的呼吸声，空调的低吼，以及我自己血液流动的嗡鸣。
世界缩小到这个充满酒气和虚假繁华的包厢，缩小到我和她之间这半臂的距离，以及横亘在我内心那片巨大而荒芜的空洞。
这小小的KTV包厢，像一个漂浮在县城夜晚之海中的孤岛。
而我和她，是岛上仅存的、暂时相互依偎着等待黎明的幸存者。
虽然我知道，黎明或许并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
一年前，客户招待，我喝得烂醉，在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
是她，一个穿着风衣的陌生女孩，耐心地扶着我，帮我清理，给我泡蜂蜜水。
她的手很软，声音很轻，带着江浙口音。
“喝这么多，伤身体的呀。”
后来我常去找她。
有时是陪客户，有时是自己去。
我知道她是温州人，比我大一岁，眼睛大而亮。
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知道她躲酒的小技巧，知道她唱歌其实很好听但从不轻易展示。
我也知道她从不让我去她工作的KTV找她，只肯约在其他地方。
我知道她手机里有很多男人的联系方式，我知道她时不时会收到昂贵的礼物。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做这行？”
她正在吃我带的土豆饼，闻言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赚钱快呀。
等我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开个小店。”
我没问她要攒多少，也没问她什么时候回。
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会打破某种微妙的平衡。
“陪我唱一首。”
看着手里多出的麦克我却说不出拒绝的话。
是那首她喜欢的《珊瑚海》。
话筒冰凉的塑料外壳贴合掌心，带着某种不真切的触感。
屏幕上，那首歌正滚动着歌词，明黄色的字体在蓝背景上跳动。
前奏快要结束了。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肘，眼神在昏暗迷离的光线下带着不容置疑的鼓励。
第一句歌词跳出来。
我张了张嘴，声音没出来，只有干涩的气息摩擦过喉咙。
啤酒在胃里混合成一种混沌的热度，却没能润滑发声的零件。
她自然地接了过去，声音清亮，甚至带着点刻意营造的轻松，一首到唱出了那句“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的矫情比喻。
她唱得很投入并没有理会我的反应。
她的声音像一根线，牵引着。
第二句，我的声音终于挤了出来，沙哑，低沉，又带着一种撕裂感，像生了锈的齿轮被强行转动，摩擦出刺耳的噪音。
很难听。
但我没停下。
她侧过头看我，嘴角似乎弯了一下，不是嘲笑，更像是一种“瞧，没那么难”的确认。
然后她转回头，看着屏幕，跟着旋律轻轻晃动着肩膀，继续唱她的部分。
唱到副歌，需要拔高音的地方。
我的破锣嗓子彻底失效，音调断裂在空气里。
她却突然提高了音量，并不费力地顶了上去，甚至带上了点嘶吼的意味，把那几句关于心痛和永恒的歌词唱得莫名有了几分真实的力量。
旋转的灯球把一道紫色的光扫过她的眼睛，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她眼底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过，不是对着我的，更像是投向某个遥远的、看不见的点。
但她很快又恢复了那种陪着我胡闹的平静。
一曲终了。
屏幕跳出可笑的评分，一个低得可怜的分数，伴随着机械的掌声音效。
她放下话筒，拿起酒瓶，又把我们的杯子满上。
泡沫嘶嘶作响，然后破裂。
“好难听。”
我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声音依旧沙哑，带着自嘲。
“嗯，”她点头，抿了一口酒，“特别难听。
所以再喝点，说不定下一首能好点。”
我们又喝了起来。
酒精开始真正意义上地接管身体。
头脑里那块沉重的石头似乎被泡软了，融化开，变成一种晕乎乎的漂浮感。
胃里的灼烧感不再那么令人不适，反而成了一种存在的证明。
她的话稍微多了一点，不再只是劝酒。
她开始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比如楼下前台的服务生换了人，新来的那个眉梢有颗痣；比如这家的啤酒肯定是假的；比如隔壁包厢好像一首在唱草原歌曲，跑调跑得还挺厉害……她并不期待我回应，只是用这些碎屑般的话语填充着沉默，阻止我滑向更深的回忆泥潭。
我听着，偶尔点头，目光落在她开合的双唇上，落在她握着酒杯的手指上，落在她被酒液润湿的唇角。
偶尔，走廊里爆发出另一阵哄笑或者破音的高歌，会短暂地穿透门板。
每一次，她都会下意识地朝门口瞥一眼，仿佛在确认那扇门是否还牢固地隔绝着内外。
时间在这个封闭的盒子里失去了刻度。
可能过了半小时，也可能过了一个世纪。
桌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像一排沉默的墓碑，祭奠着我刚刚死去的爱情，或者仅仅是祭奠这个无所事事的夜晚。
她又点了几首歌，有时自己唱，有时把话筒塞给我。
我接着唱了，依旧难听，但似乎没那么在意了。
酒精模糊了痛苦的棱角，也模糊了羞耻感。
在某一首节奏明快、甚至有些吵闹的歌响起时，她忽然站了起来，随着音乐轻轻跺脚，打了个并不标准的响指。
“喂，”她说，“别愣着。”
她向我伸出手。
手指纤细，在变幻的光线下忽明忽暗。
我看着那只手，胃里的酒精仿佛突然沸腾了一下。
记忆的碎片再次试图刺穿麻木——另一只手，另一个笑容，另一个早己消失的邀约。
我闭了下眼睛，再睁开。
她的手还停在那里，带着一种耐心的、不容置疑的等待。
空调的低吼，音乐鼓点的震动，酒精在血管里的嗡鸣。
我抬起沉重的手臂，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指尖。
冰凉。
和话筒外壳一样的冰凉。
但只过了一秒，或许更短，就从接触点蔓延开一丝微弱的暖意，不知是来自她，还是来自我。
一瞬间，我们被塞进了一个由隔音棉和廉价壁纸构成的密闭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试图掩盖却反而与之混合的烟酒气味。
她先我一步走进这片昏暗，动作熟练地按下墙上的开关。
霎时间，头顶那盏缀满塑料水晶的球灯旋转起来，将破碎的光斑泼洒在深紫色的绒面沙发上，泼洒在黑色大理石桌面上，泼洒在她沉默的侧脸上。
光线扫过墙壁，上面残留着一些模糊的指印和或许是被刻意忽略的划痕。
我们按照惯例坐在那张不知道多少人坐过的沙发上，“先唱歌吧。”
我对着旁边的女人说道。
她坐在沙发上，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拉着。
“唱什么？”
我摇了摇头，身体向后陷进那片过于柔软的紫色绒布里。
“你点吧。
我…听就行。”
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过喉咙。
她没再坚持，指尖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熟悉的旋律前奏响起，是一首很老的情歌对唱。
她拿起话筒，递给我一支。
我没接，只是看着屏幕上的MV画面，那些穿着过时服饰的男女演员在像素格里演绎着悲欢离合。
她笑了笑，自己拿起另一支，跟着旋律轻轻哼唱起来，并没有勉强我。
她的歌声不难听，甚至称得上悦耳，但在此刻，却像背景噪音一样无法真正进入我的意识。
我的注意力涣散着，飘向角落里那个有些变形的金属垃圾桶，飘向墙壁上那幅印刷拙劣的抽象画，飘向空气中那股混合着残留烟味、廉价香氛和一丝若有若无霉味的复杂气息。
这味道钻进鼻腔，让人莫名有些反胃。
包厢门偶尔被推开，服务生送果盘和小吃，短暂地漏进走廊里其他包厢鬼哭狼嚎的歌声和嘈杂的笑闹声。
她总是第一时间把门关上，将那外面的喧嚣再次隔绝。
“你今天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找了个医生吗？”
“分手了。”
她不再唱歌了，只是陪着我一杯接一杯地喝。
屏幕上的MV兀自播放着，无声的画面闪烁变幻，光影投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她偶尔会说几句话，声音很轻，大多是“慢点喝”或者“吃点东西”。
我只是点头，或摇头，胃里的酒精开始燃烧，身体逐渐变得轻盈，但头脑深处的某个部分却异常沉重，像坠着一块浸透了水的石头。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旋转灯球的光斑即使隔着眼睑也能感觉到它们的晃动。
耳边是她轻微的呼吸声，空调的低吼，以及我自己血液流动的嗡鸣。
世界缩小到这个充满酒气和虚假繁华的包厢，缩小到我和她之间这半臂的距离，以及横亘在我内心那片巨大而荒芜的空洞。
这小小的KTV包厢，像一个漂浮在县城夜晚之海中的孤岛。
而我和她，是岛上仅存的、暂时相互依偎着等待黎明的幸存者。
虽然我知道，黎明或许并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
一年前，客户招待，我喝得烂醉，在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
是她，一个穿着风衣的陌生女孩，耐心地扶着我，帮我清理，给我泡蜂蜜水。
她的手很软，声音很轻，带着江浙口音。
“喝这么多，伤身体的呀。”
后来我常去找她。
有时是陪客户，有时是自己去。
我知道她是温州人，比我大一岁，眼睛大而亮。
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知道她躲酒的小技巧，知道她唱歌其实很好听但从不轻易展示。
我也知道她从不让我去她工作的KTV找她，只肯约在其他地方。
我知道她手机里有很多男人的联系方式，我知道她时不时会收到昂贵的礼物。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做这行？”
她正在吃我带的土豆饼，闻言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赚钱快呀。
等我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开个小店。”
我没问她要攒多少，也没问她什么时候回。
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会打破某种微妙的平衡。
“陪我唱一首。”
看着手里多出的麦克我却说不出拒绝的话。
是那首她喜欢的《珊瑚海》。
话筒冰凉的塑料外壳贴合掌心，带着某种不真切的触感。
屏幕上，那首歌正滚动着歌词，明黄色的字体在蓝背景上跳动。
前奏快要结束了。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肘，眼神在昏暗迷离的光线下带着不容置疑的鼓励。
第一句歌词跳出来。
我张了张嘴，声音没出来，只有干涩的气息摩擦过喉咙。
啤酒在胃里混合成一种混沌的热度，却没能润滑发声的零件。
她自然地接了过去，声音清亮，甚至带着点刻意营造的轻松，一首到唱出了那句“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的矫情比喻。
她唱得很投入并没有理会我的反应。
她的声音像一根线，牵引着。
第二句，我的声音终于挤了出来，沙哑，低沉，又带着一种撕裂感，像生了锈的齿轮被强行转动，摩擦出刺耳的噪音。
很难听。
但我没停下。
她侧过头看我，嘴角似乎弯了一下，不是嘲笑，更像是一种“瞧，没那么难”的确认。
然后她转回头，看着屏幕，跟着旋律轻轻晃动着肩膀，继续唱她的部分。
唱到副歌，需要拔高音的地方。
我的破锣嗓子彻底失效，音调断裂在空气里。
她却突然提高了音量，并不费力地顶了上去，甚至带上了点嘶吼的意味，把那几句关于心痛和永恒的歌词唱得莫名有了几分真实的力量。
旋转的灯球把一道紫色的光扫过她的眼睛，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她眼底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过，不是对着我的，更像是投向某个遥远的、看不见的点。
但她很快又恢复了那种陪着我胡闹的平静。
一曲终了。
屏幕跳出可笑的评分，一个低得可怜的分数，伴随着机械的掌声音效。
她放下话筒，拿起酒瓶，又把我们的杯子满上。
泡沫嘶嘶作响，然后破裂。
“好难听。”
我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声音依旧沙哑，带着自嘲。
“嗯，”她点头，抿了一口酒，“特别难听。
所以再喝点，说不定下一首能好点。”
我们又喝了起来。
酒精开始真正意义上地接管身体。
头脑里那块沉重的石头似乎被泡软了，融化开，变成一种晕乎乎的漂浮感。
胃里的灼烧感不再那么令人不适，反而成了一种存在的证明。
她的话稍微多了一点，不再只是劝酒。
她开始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比如楼下前台的服务生换了人，新来的那个眉梢有颗痣；比如这家的啤酒肯定是假的；比如隔壁包厢好像一首在唱草原歌曲，跑调跑得还挺厉害……她并不期待我回应，只是用这些碎屑般的话语填充着沉默，阻止我滑向更深的回忆泥潭。
我听着，偶尔点头，目光落在她开合的双唇上，落在她握着酒杯的手指上，落在她被酒液润湿的唇角。
偶尔，走廊里爆发出另一阵哄笑或者破音的高歌，会短暂地穿透门板。
每一次，她都会下意识地朝门口瞥一眼，仿佛在确认那扇门是否还牢固地隔绝着内外。
时间在这个封闭的盒子里失去了刻度。
可能过了半小时，也可能过了一个世纪。
桌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像一排沉默的墓碑，祭奠着我刚刚死去的爱情，或者仅仅是祭奠这个无所事事的夜晚。
她又点了几首歌，有时自己唱，有时把话筒塞给我。
我接着唱了，依旧难听，但似乎没那么在意了。
酒精模糊了痛苦的棱角，也模糊了羞耻感。
在某一首节奏明快、甚至有些吵闹的歌响起时，她忽然站了起来，随着音乐轻轻跺脚，打了个并不标准的响指。
“喂，”她说，“别愣着。”
她向我伸出手。
手指纤细，在变幻的光线下忽明忽暗。
我看着那只手，胃里的酒精仿佛突然沸腾了一下。
记忆的碎片再次试图刺穿麻木——另一只手，另一个笑容，另一个早己消失的邀约。
我闭了下眼睛，再睁开。
她的手还停在那里，带着一种耐心的、不容置疑的等待。
空调的低吼，音乐鼓点的震动，酒精在血管里的嗡鸣。
我抬起沉重的手臂，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指尖。
冰凉。
和话筒外壳一样的冰凉。
但只过了一秒，或许更短，就从接触点蔓延开一丝微弱的暖意，不知是来自她，还是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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