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生日，我爸把蛋糕扣在我头上，奶油顺着我的头发滑进眼眶，又冷又黏，混着眼泪一起往下淌。
“你有什么资格过生日！你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他咆哮着，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我从家里拖出去，扔在冰冷的楼道里。
门在我面前“砰”地一声关上，也关上了我所有的生路。
我摇摇晃晃地走向小区外的人工湖，冬夜的湖水像一张准备吞噬我的黑色巨口。就在我半只脚悬空，准备结束这令人作呕的一生时，手机屏幕亮了。视频里，我两个外甥女奶声奶气地冲我喊：“大姨，生日快乐！”
那一刻，我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能死。
我要活下去，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叫姜月，今年二十六。
这个年纪的女孩，要么在职场上叱咤风云，要么在爱情里甜甜蜜蜜。而我，像一株被遗忘在地下室角落里的绿植，因为缺少阳光和水分，叶子都卷曲发黄，奄奄一息。
我得了一种怪病。
浑身上下，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着一股散不掉的疲惫。精神头也差得离谱，别说上班了，就连从客厅走到卧室，都像是跑了一场八百米，心慌气短，眼前发黑。
我妈带我跑遍了市内所有的大医院，中西医看了个遍，抽了不知道多少管血，做了无数次检查。结果呢？所有指标都正常。最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拿着我的检查单，沉吟半天，给了个模棱两可的诊断：“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这六个字，就像一张无形的判决书，宣判了我社会性死亡。
我丢了工作，成了彻头彻尾的家里蹲，一个靠父母养活的累赘。
而我的“父亲”姜建国，就是我这场无期徒刑的典狱长，兼首席行刑官。
他看我的眼神，从来不像看一个女儿。那是一种混杂着厌恶、鄙夷和不耐烦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堆堆在墙角、正在腐烂发臭的垃圾。
“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等死，就是我们家的晦气！”
他刚从外面打完牌输了钱回来，心情不好，一脚踹开我的房门。我正挣扎着想坐起来喝口水，他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床头柜上的药碗“哗啦”一下扫到地上。
棕黑色的药汁溅得到处都是，廉价的瓷碗摔得四分五裂。
我被那巨大的声响吓得浑身一哆嗦，心脏狂跳，虚汗瞬间就冒了出来。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不是不想反抗，是根本没有力气。连抬起手骂他一句的力气都没有。
“看什么看！你这个赔钱货！老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养了你这么个废物！”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你看看你妹妹姜星！人家嫁得好，工作也好，每个月还知道拿钱回来孝敬我！你呢？除了花钱吃药，你还会干什么？！”
妹妹姜星，是他嘴里“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我唯一的慰藉。
他的咒骂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一遍又一遍地在我心上来回拉扯，不见血，却疼得我喘不过气。
这时候，妈妈刘芸闻声从厨房跑了出来。她看到一地狼藉，眼圈立刻就红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起扫帚和簸箕，蹲下身，一点一点地收拾地上的碎片。
姜建国骂累了，又往地上啐了一口浓痰，这才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去。
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
“月月，别听你爸的，他就是……就是心情不好。”妈妈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她不敢看我，只是低着头，把碎瓷片倒进垃圾桶。
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
我知道，她不是不心疼我，她只是怕。在这个家里，她和我一样，都是姜建国的出气筒。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又传来了煎药的味道。妈妈把重新煎好的药端到我面前，用嘴唇试了试温度，才递给我：“来，月月，喝了药，睡一觉就好了。”
我接过药碗，温热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可我的心却是一片冰凉。
我一口气把那碗苦涩的药灌进喉咙，然后躺下，用被子蒙住了头。
在黑暗里，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枯萎，腐烂。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或者，根本就没有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