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力量(西方周明)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推荐小说虚假的力量(西方周明)

第一章 意林里的西方月光我第一次在《意林》上读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时，

正趴在高中教室的课桌上，阳光透过窗户在书页上投下菱形的光斑。那篇文章里说，

西方的女性可以独自旅行，可以拒绝生育，可以在会议室里和男人平起平坐，

结尾配着一张金发女人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照片，风扬起她的风衣下摆，像只展翅的鹰。

“李芸，又在看这些没用的？”同桌用笔戳了戳我的胳膊，“张老师刚才巡视，

盯着你这本书看了半天。”我赶紧把书塞进桌肚，心脏怦怦直跳。那是2010年，

大连的海风还带着咸涩的鱼腥味，我们的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运动服，女生必须留齐耳短发，

男生理寸头。班主任张老师总说：“女孩子读那么多闲书干什么？不如多做几道数学题，

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可我不这么想。我的书桌里藏着一摞《意林》《读者》，

封面上那些“独立女性”“自由灵魂”的字眼，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

我羡慕文章里那些西方女孩，她们不用在放学路上被男生吹口哨，

不用因为穿了条牛仔裤就被教导主任叫去谈话，

不用在日记本里写“我想当宇航员”却被妈妈擦掉改成“我想当老师”。

“西方的月亮就是比较圆。”我在日记本里写下这句话，笔尖划破纸页。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这句话会像道魔咒，缠绕我往后十几年的人生。我爸是造船厂的工人，沉默寡言，

每次我妈骂他没本事赚大钱，他就蹲在门口抽烟，烟圈在大连的海风中散得很快。

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最大的愿望是我能考上师范大学，毕业就嫁个公务员。“女人这辈子，

安稳最重要。”她一边给我缝校服扣子，一边说，“你看隔壁王阿姨的女儿，

嫁了个开公司的，现在天天在家敷面膜，哪用像我这样起早贪黑？”我不喜欢王阿姨的女儿。

她每次来我家都要炫耀她的名牌包，说她老公不允许她出去工作，“男人赚钱女人花，

天经地义”。她的指甲涂成正红色，

说话时总爱用指甲尖戳我的额头：“小姑娘家别总胡思乱想，读书再好有什么用？

不如长得漂亮。”那时的我已经出落得不算丑，眉眼像我妈，皮肤是大连姑娘特有的白皙，

只是因为总低着头看书，背有点驼。我在《读者》上看到一篇文章，

说西方女孩从不为容貌焦虑，她们更在意自己的想法。于是我故意留长指甲，却不涂指甲油，

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鞋，在周记里写“我的价值不由男性定义”，

被语文老师批了个“三观不正”。高二那年，我遇见了周明。他是隔壁班的体育生，

黑黑瘦瘦的，穿一身洗得褪色的运动服，球鞋上沾着操场的红泥。第一次注意到他，

是因为他在升旗仪式上发言，说他想考北京体育大学，将来当教练，

“教那些像我一样没钱上私教课的孩子”。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他站在主席台上，

背挺得笔直，汗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像条闪闪发光的河。

我突然想起《意林》上的一句话：“真正的平等，是每个灵魂都能自由生长。

”我们开始偷偷传纸条。他的字迹龙飞凤舞，总在末尾画个笑脸；我的字娟秀些，

却总在讨论“男女平等”的话题。他说他妈妈在菜市场卖菜，总被男顾客欺负，

“他们觉得女人好欺负”；我说我爸从不干家务，我妈总说“男人主外女人主内”，

“这明明是封建思想”。“等我们考上大学，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他在纸条上写，

“我做饭，你洗碗，谁也别想欺负谁。”我把纸条夹在《读者》里，心脏像揣了只小兔子。

那时的我以为，爱情就是两个人一起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公，

以为周明就是我在《意林》里读到的那种“尊重女性”的西方男孩。

我们的恋情很快被发现了。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指着周明的成绩单说：“你看看他那分数，将来能有什么出息？你跟他在一起，是自毁前程！

”我妈拿着我藏在枕头下的纸条，哭得歇斯底里：“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就给我搞这些？

那个穷小子能给你什么？”朋友们也渐渐疏远了我。以前总一起去厕所的同桌，

现在见了我就绕道走；宿舍里的卧谈会，只要我一开口就会冷场。“李芸变了。

”我听见她们在背后说，“整天就知道谈情说爱，还说些奇奇怪怪的话。”可我不在乎。

周明会在晚自习后等我，陪我走一段漆黑的小路，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的手指偶尔碰到我的手背，像触电一样。他会把省下来的饭钱给我买《意林》最新刊，

说：“你读的那些，我虽然不太懂，但我觉得你说得对。”那时的尔滨，

海风里还没有那么多高楼的味道。我们坐在星海广场的台阶上，看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

他说：“将来我要在这里开个健身馆，全免费对女生开放。”我说：“我要当记者，

写那些被欺负的女人的故事。”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我觉得那月光比任何时候都亮，

亮得像《意林》里描述的西方夜空。

第二章 异地恋里的沉默短信收到大连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

我正在周明打工的烧烤摊帮忙穿串。油乎乎的竹签子扎破了手指，他赶紧抓过我的手，

用嘴含住伤口，咸涩的唾液混着血腥味，在舌尖蔓延开来。“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淬了火的星星，“我报了尔滨的体校，离你不远。

”我妈把录取通知书摔在桌上，脸色铁青：“大连大学？你将来想干什么？当翻译伺候洋人？

我告诉你，必须复读，考师范！”“我不。”我攥着周明送我的钢笔，

那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笔帽上刻着“自由”两个字，“我要学新闻，我要当记者。

”那场争吵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我爸蹲在门口抽完一包烟，说：“让她去吧。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我妈哭了一晚上，第二天给我收拾行李时，在我包里塞了一沓《读者》，

说：“在外面别太犟，女孩子总要低头的。”大连的秋天，银杏叶黄得像金子。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学宿舍，墙上贴着我打印的波伏瓦语录：“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塑造的。”室友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个叫林薇的女孩，戴着黑框眼镜，

说她最喜欢上野千鹤子，我们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西方的女权运动已经发展到第四波了，”林薇给我看她的Kindle，

上面是英文版的《第二性》，“我们还在讨论能不能穿短裤上学，太落后了。”我深以为然。

课堂上，老师讲美国的女性选举权运动，讲法国的#MeToo运动，我听得热血沸腾，

觉得自己肩负着唤醒中国女性的使命。我开始在校园论坛上写文章，批判“女德班”，

痛斥“彩礼陋习”，每次有人跟帖赞同，我都觉得离《意林》里的西方世界又近了一步。

周明的电话总是在晚上十一点打来。尔滨的冬天比大连冷得多，他在电话里喘着气，

说刚训练完，手指冻得发僵，“连手机屏幕都划不动”。我让他买副手套，他说：“省点钱，

放假去看你。”第一个寒假，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大连。出站时，

他裹着件军绿色大衣，耳朵冻得通红，怀里却抱着个保温桶，里面是他妈做的酸菜饺子。

我们在广场走了很久，他给我看他的训练日记，上面写着“今天卧推进步了2公斤，

离给李芸买相机又近了一步”。我突然想起《读者》上的一句话：“最好的爱情，

是两个人一起成长。”那时的我以为，周明就是这句话的注脚。可异地恋的磨损，

比我想象中更快。大二那年，我开始在学校的通讯社当记者，跑各种活动，

采访教授、企业家，甚至还有来大连参加论坛的外国学者。

我跟周明说我采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说西方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

他总是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然后说：“听起来好厉害，我今天训练又拿了第一。

”我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他说的肌肉拉伤、战术配合，

我听不懂；我说的性别平权、媒介伦理，他插不上嘴。有次我跟他抱怨，

说采访对象是个男企业家，总盯着我的胸看，他却笑着说：“说明你有魅力啊。

”“这不是魅力，是性骚扰！”我对着电话大喊，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你根本不懂！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他说：“李芸，

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挂了电话，我趴在桌子上哭，

林薇递给我一张纸巾，说：“男人都这样，骨子里就不尊重女性。你看西方男人，

谁敢这么说话？”我把这句话听进了心里。

我开始在《意林》里找关于“健康恋爱关系”的文章，

把里面的标准一条条套在周明身上：他不会主动给我买花，

不够浪漫；他让我放假去哈尔滨看他，太自私；他不懂波伏瓦，太无知。大三那年，

周明很少主动联系我了。我发信息问他在干什么，

他总说“训练忙”“在开会”；我打电话过去，他常常匆匆挂断，说“晚点回你”，

却再也没回。林薇说：“他肯定是在那边有人了，男人都靠不住。”我不愿意相信。

我记得他在烧烤摊给我吮手指的样子，记得他在火车上抱着保温桶睡觉的样子，

记得他说“等我毕业了，就去大连找你”时眼里的光。我安慰自己，等他毕业就好了，

等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就好了。大四那年，我忙着实习，在一家地方报社跑社会新闻。

每天接触的都是家长里短：丈夫家暴妻子，公司歧视女员工，婆婆逼儿媳生男孩。

我把这些写成报道，

标题总是很尖锐：《是谁杀死了家庭主妇的梦想》《职场性骚扰为何难以举证》。

主编说我“太激进”，但读者很喜欢，我的名字渐渐在本地小有名气。周明的消息越来越少。

国庆前，我给他发信息：“放假我去看你吧。”他隔了三天才回：“别来了，我要训练。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地方突然碎了。就像小时候摔碎的玻璃杯，明明知道捡不起来，

却还是想伸手去碰。第三章 网络狂欢里的血色勋章我还是去了尔滨。买的是夜班火车，

硬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脚臭的味道。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

想起第一次跟周明在星海广场看的月亮，突然觉得很讽刺——原来月亮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看月亮的人。出了火车站，我打了辆车去他的学校。深秋的尔滨，

已经飘起了小雪，路边的树挂着冰棱，像一把把倒悬的刀。我站在他们宿舍楼下，

给他发信息：“我在你楼下。”他过了很久才下来，穿着件黑色羽绒服，头发剪短了，

看起来陌生了很多。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眼神躲闪着说：“你怎么来了？

”“我想给你个惊喜。”我的声音在寒风里发颤。我们在校园里走了很久，谁都没说话。

路过操场时，我看见一个穿粉色羽绒服的女孩，正踮着脚尖给篮球队的男生递水，笑得很甜。

周明的脚步顿了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心里突然像被冰锥刺了一下。“她是谁？

”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周明的脸在路灯下显得惨白：“就是……一个同学。”那天晚上，

我像个幽灵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周明牵着那个女孩的手，在大街上逛，给她买奶茶，

帮她捂冻红的耳朵。女孩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他笑得前仰后合，

那种轻松的、毫无顾忌的笑，是我们异地恋这几年里，我从未见过的。雪越下越大，

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融化成冰冷的水。我看着他们走进一家电影院，

看着周明替女孩拂去肩上的雪，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突然蹲在地上，

哭得像个傻子。我不知道自己在雪地里蹲了多久，直到双腿冻得失去知觉。我站起来，

一步步走回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回大连的票。火车开动时，

我给周明发了条信息：“我们分手吧。”他没有回。回到大连，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

不吃不喝。林薇劝我：“这种渣男，不值得你这样。你应该让他身败名裂！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大脑。我打开电脑，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名叫“李芸不认输”，开始写我和周明的故事。我隐去了他的名字，

却详细描述了我们的恋爱细节，放大了他的“背叛”，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贫穷男孩欺骗感情的受害者。“他一边花着我的钱**鞋，

一边在异地恋期间勾搭学妹。”“他总说‘等我毕业就好’，原来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

”“姐妹们，千万不要相信穷小子的承诺，他们骨子里就带着自卑和算计。

”我把那篇文章发在了本地论坛和微博上，配上了几张我们以前的合照，

故意选了他看起来最土气的那张。没想到，一夜之间，这篇文章火了。“心疼楼主！

”“这种渣男就该曝光！”“姐妹们联合起来，让他社会性死亡！”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人人肉出了周明的名字、学校、甚至家庭住址。他的微博被骂炸了，

有人给他的教练发信息，说他“道德败坏”；有人给他妈打电话，骂她“教出这种儿子”。

我看着那些愤怒的评论，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快感。就像小时候被欺负后，

突然有一群人站出来为你撑腰。林薇说：“你看，这就是女性团结的力量！

”周明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我都没接。他发信息说：“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回复：“滚，别脏了我的眼睛。”有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在我实习的报社楼下。

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羽绒服上沾着雪，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李芸，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抓住我的胳膊，声音嘶哑，“我跟她只是朋友，

那天是她生日……”“放开我！”我甩开他的手，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回荡，他的脸颊瞬间红了起来。“你这种渣男，不配碰我！

”他愣住了，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像被大雪覆盖的炭火。“我以为你跟那些女人不一样。

”他说，“我以为你懂我。”他转身离开的背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单薄。

我看着他一步步走远，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么。但很快，

手机里新的评论提醒声淹没了这种感觉——有人说我“勇敢”，有人说我“为女性争光”，

有人给我转账，说“支持你继续揭露渣男”。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收到了陌生人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