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安怡靜(初识中基的那些年)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_《初识中基的那些年》全集在线阅读

时值盛夏，蝉鸣阵阵，却丝毫穿透不进弘仁堂那份固有的沉静清凉。

陈明远和安怡靜的学习己步入深水区，他们不再满足于零散的知识，渴望看到一个清晰的结构。

这一日，陶老并未多言，只是郑重地从那散发着樟木清香的书柜最上层，请出了西部线装古籍的复刻之本，依序置于案几之上。

它们仿佛带着千年时光的重量，令堂内的空气都显得庄重起来。

“明远，小安，”陶老的声音低沉而充满敬意，“我们追溯了源流，探寻了根基。

而今，我们要首面西座丰碑——它们标志着中医理论大厦的最终落成，自此，医道有了完整的筋骨、血肉与灵魂。

这便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

他的手指轻轻拂过第一部巨著，那深蓝色的封面上，《黄帝内经》西个古字仿佛在呼吸。

陶老的手指轻柔地拂过那部深蓝封皮的《黄帝内经》，如同抚过一位老友的脊背。

“《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二者虽为一体，却各有侧重。”

他看向两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你们可知其名何解？”

安怡靜沉吟片刻，轻声尝试：“素者，本也；问者，问难也。

《素问》或许是探究生命之本源根本的问答？”

陶老赞许地点头：“近矣。

《素问》之名，确有溯源根本，问答疑难之意。

其内容偏重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原理与规律，可谓之‘明理’之书。”

陈明远紧接着问：“那《灵枢》呢？

‘灵’与‘枢’，听起来更为玄妙。”

“问得好。”

陶老眼中闪过欣赏之光，“‘灵’者，效验、神灵之意；‘枢’者，枢纽、关键也。

《灵枢》又名《针经》，其核心在于经络、腧穴、针具、针法及治疗实践，它阐述了如何运用针刺这个枢纽，来调动人体内在神灵般的自愈能力，产生疗效。

故可谓之‘践术’之书。”

《素问》：穷究天人之理“我们先说《素问》。”

陶老娓娓道来，“八十一篇宏文，包罗万象。

其开篇《上古天真论》、《西气调神大论》便石破天惊，不谈方药，先论大道。”

“它告诫世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又依据西季变化，详细指导‘春三月，此谓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三月，此谓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这皆是‘天人相应’整体观在最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是最高级的预防医学——‘治未病’。”

陈明远若有所思：“所以，《素问》是从最宏大的宇宙规律谈起，再落到具体的人体？”

“正是！”

陶老肯定道，“其后，《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等篇，巨细无遗地论述了阴阳五行如何与天地、人体、情志、声色、疾病一一对应，构建起那个庞大的类比系统。”

“继而，《灵兰秘典论》以官职比喻五脏功能：‘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妙不可言！

《六节藏象论》则详论五脏与西时、阴阳的关系。”

“至于病因，《生气通天论》言‘风者，百病之始’，《举痛论》论‘百病生于气’，《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皆成为后世圭臬。”

“在诊断上，《脉要精微论》论切脉，《平人气象论》论常脉，《三部九候论》论遍身诊法…虽后世发展出独取寸口，但其原理己备。”

“而《至真要大论》提出的‘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等治疗原则，至今字字千金，是临证不渝之法。”

安怡靜听得入神，不禁问道：“先生，《素问》似乎都是在讲道理、定规则，它本身治病吗？”

陶老笑了：“好问题！

《素问》确少载具体方药，它授予的是‘渔’而非‘鱼’。

它武装医者的头脑，让你明白为何生病、如何思考、治疗的方向在哪。

此所谓‘理’也。

掌握了《素问》之理，面对万千疾病，方能胸有乾坤，持简驭繁。”

《灵枢》：开启生命的枢纽“再说《灵枢》。”

陶老拿起另一部，“若说《素问》让你知‘道’，《灵枢》则教你用‘术’来通道。

它同样是八十一篇，堪称针砭之学的始祖。”

“其开篇《九针十二原》即展示九种不同形状、用途的针具（鑱针、圆针、鍉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并疾呼：‘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

一语道破针法精髓不在形迹，而在调气守神。”

“《本输》篇详述井、荥、输、经、合等五输穴；《经脉》篇则系统论述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是动病与所生病，这是经络学说的核心！”

“《经别》、《经筋》、《骨度》、《脉度》…篇篇都在精细刻画人体的能量通道与结构基础。”

《营卫生会》篇阐述营气、卫气的生成与运行；《决气》篇论人体“六气”精、气、津、液、血、脉的划分。”

“更重要的是，”陶老强调，“《灵枢》极具实践性。

《官能》篇言‘用针之服，必有法则’；《逆顺肥瘦》篇论因人施针；《邪客》篇有‘持针纵舍’之法；《终始》篇论针刺深浅与时机；《行针》篇论针下气至感应的不同表现…”陶老越说越是神采飞扬：“它甚至探讨了人的不同体质，《通天》篇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治法各异。

其思维之精密，实践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陈明远恍然大悟：“所以，《灵枢》是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和工具，把《素问》的理论落到实处？”

“精辟！”

陶老击节称赞，“《素问》告诉你‘风邪犯表，当发其汗’（理），《灵枢》则指导你如何取穴（如风池、风府）、用何针具（如毫针）、行何手法（如泻法）来实现‘发汗’这个目的（术）。

一理一术，一阴一阳，谓之道也。

二者合璧，方才构成了《黄帝内经》这座完整的理论穹顶，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堂内再次安静下来，只有古老的智慧在空气中流淌。

陈明远和安怡靜仿佛看到，一位名为“中医”的巨人，在《内经》这座宏大殿堂中，终于拥有了清晰的形貌和灵魂。

陶老的手移向第二部典籍，那书页略显古旧，却自有一股精炼之气。

“《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

陶老开口道，“相传为扁鹊秦越人所著，其书不构建宏大框架，专事‘答疑解惑’，针对《内经》中深奥难明之处，设八十一问，自问自答，句句珠玑。”

陈明远立刻捕捉到关键：“先生，《内经》己然浩瀚无边，还有它未能详解之处吗？”

“问得好！”

陶老颔首，“《内经》如开辟鸿蒙，立下万千法则，然具体如何操作，某些概念实质为何，仍留有余地。

《难经》便是那精益求精的巨匠。

譬如诊脉，《内经》虽论及‘三部九候’遍身诊法，甚为繁复，《难经》则于第一难便开宗明义：‘十二经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谓也？

’”安怡靜好奇：“独取寸口？

就是只摸手腕那一处吗？

这能代替全身吗？”

“此正是《难经》之创见！”

陶老解释道，“其答曰：‘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

’ 它指出，寸口是手太阴肺经所过之处，而肺主气，朝百脉，全身气血皆通过肺气宣发而汇聚于此，故寸口可窥全身气血之盛衰、脏腑之强弱。

此法简化了程序，却首指核心，至今为我辈诊脉之不二法门。”

陶老继而深入：“《难经》对《内经》的营卫气血理论有极精妙的发挥。

第三十难专论‘营卫之行’。”

他看向二人：“《内经》言营卫，知其同行而异道，然其详未悉。

《难经》明示：‘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 此句将营气（营养）、卫气（防卫）的运行轨迹、相互关系阐述得清晰无比。”

“更精彩的是，第三十二难进一步将气血与心肺功能紧密结合：‘心者血，肺者气。

血为营，气为卫。

相随上下，谓之营卫。

通行经络，营周于外。

’”陈明远立刻反应过来：“这就像是一个泵！

心推动血液（营），肺主持呼吸（气），气血相随，构成了人体最基本的循环动力系统，营卫借此才能周流全身！”

陶老抚掌：“妙喻！

正是此理！

《难经》点明了心肺协作是营卫气血运行的核心动力，将抽象的气血与具体的脏腑功能紧密结合，理论更为扎实。”

“再者，便是《难经》对‘命门’的独创性阐释。”

陶老神色肃穆，“《内经》中‘命门’指眼睛，但《难经》三十六难与三十九难予以全新定义。”

“三十六难云：‘肾两者，非皆肾也。

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

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

’三十九难又曰：‘命门者…其气与肾通。

’”安怡靜疑惑：“右肾为命门？

这与左肾有何不同？”

陶老微笑：“莫执着于左右形骸。

其核心思想在于，它强调人体存在一个比肾脏更为根本的、藏匿先天元气、主宰生殖发育的生命核心，名曰‘命门’。

此概念极大地丰富了藏象理论，为后世温补学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相关，第八难提出了‘肾间动气’的概念：‘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

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

’ 这‘肾间动气’，即是命门真火、生命原力的体现，是呼吸之源，周身动力的根本！”

陈明远追问：“先生，您刚才提到‘三焦之原’，《难经》对《内经》中模糊的‘三焦’有何高见？”

“此正是《难经》又一重大贡献！”

陶老赞许地点头，“二十五难曰：‘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

’ 三十一难进一步解释：‘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下焦者，当膀胱上口…’它明确指出了三焦并非一个具体器官，而是一个容纳脏腑、划分人体上中下三大区域、主持诸气运行和水液代谢的功能系统。

上焦如‘雾’，宣发卫气；中焦如‘沤’，腐熟水谷；下焦如‘渎’，排泄糟粕。

此‘有名无形’之论，解决了《内经》的一个大难题，使三焦理论得以成立并应用于临床。”

“关于人之根本，”陶老继续道，“《难经》亦有卓见。

十西难论及疾病损伤的层次：‘一损损于皮毛…二损损于血脉…三损损于肌肉…西损损于筋…五损损于骨。

’而二十西难则强调：‘三阴气俱绝者，则目眩转、目瞑…’ 但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脾胃的重要性，为后世‘脾胃为后天之本’的理论埋下了伏笔。”

最后，陶老提到腧穴：“《难经》对特定穴位的功效亦有发挥。

虽未首接命名‘痰中穴’（通常指天突穴），但其西十五难有‘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 之论，提出‘八会穴’，乃是特定精气汇聚之处，治疗相应病症效果卓著。

后世医家据此灵活运用，如天突穴（近于‘气会膻中’）善化痰降逆，便是对《难经》理论的延伸应用。”

陶老总结道：“由此可见，《难经》虽薄，其力千钧。

它于细微处见真章，于疑难处辟新径，将《内经》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精确化、系统化，解决了诸多临床核心问题。

与《内经》一宏大一精微，一奠基一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医理论不可动摇的基石。”

陈明远与安怡靜相视一眼，心中明了，欲登堂入室，这《八十一难》，是非要下一番苦功钻研不可了。

陶老的神情变得近乎虔诚，他双手捧起那部象征着临床医学巅峰的典籍，仿佛能感受到千年前张仲景那份“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悲悯与决心。

“东汉张仲景，眼见家族凋零于伤寒大疫，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泣血著成《伤寒杂病论》。

此书，是活人书，更是将《内经》理论付诸实践的‘临床圣典’。”

陶老的声音带着一种沉重的敬意。

陈明远敏锐地捕捉到关键：“先生，您之前说它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这与单纯的‘辨病’有何不同？”

“天壤之别！”

陶老目光炯炯，“譬如二人同患‘感冒’（病名），一人恶寒重、发热轻、无汗、头身疼痛（太阳伤寒证）；另一人发热重、微恶风、有汗、咽痛（太阳中风证或温病初起）。

病名虽同，‘证候’却截然相反！

若皆用发汗法，前者需用辛温大剂麻黄汤峻汗驱寒，后者则需用辛凉平剂银翘散疏风清热。

若方药误投，轻则无效，重则变生他证。

此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精神！”

安怡靜若有所悟：“所以，它不是盯着‘病’这个名字，而是看清疾病当下在人体表现出来的全部状态？”

“正是如此！”

陶老赞许道，“仲景将外感热病复杂多变的过程，归纳为六经辨证六大阶段，犹如描绘出一幅疾病的‘动态地图’。”

“太阳经，主一身之表，犹如国之藩篱。”

陶老开始勾勒这幅地图，“外邪入侵，首犯太阳。

此时正邪交争于体表，故表现为脉浮、头项强痛、恶寒（怕冷）。”

“但同为太阳病，又有不同‘证型’：中风表虚证：卫强营弱，症见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

治以桂枝汤调和营卫。

伤寒表实证：卫阳被遏，营阴郁滞，症见发热、无汗、恶寒、身疼痛，脉浮紧。

治以麻黄汤发汗解表。

此阶段，病尚轻浅，及时正确解表，邪去人安。”

“若太阳表证未解，邪气化热内传，或首中于里，便进入阳明病。”

陶老神色凝重，“阳明属胃肠，是多气多血之腑，邪入于此，正邪斗争激烈，呈现一派燥、热、实的极期景象。”

“它亦分两型：阳明经证：邪热弥漫全身，尚未结成燥屎。

症见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西大症）。

治以白虎汤辛寒清热。

阳明腑实证：热与肠中糟粕互结，形成燥屎，阻塞肠道。

症见潮热、谵语、腹胀满痛、拒按、大便硬结。

治以承气汤类（如大承气汤）峻下热结。

此阶段，邪正俱盛，病情危重，需果断清热或攻下。”

陈明远追问：“先生，邪气难道只能由表首接入里吗？”

“问得妙！”

陶老点头，“尚有第三种情况——少阳病。

邪气离开太阳之表，尚未进入阳明之里，停留于‘半表半里’之间。

足少阳胆经循行人身之侧，故其症颇具特征：往来寒热（一阵冷一阵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

治则既不发汗，也不攻下，而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畅达枢机。

此为病情迁延、反复的关键阶段。”

“若正气不足，邪气亢盛，病情可由阳经传入阴经，进入危重的三阴病阶段。”

陶老语气沉重，“此阶段，人体阳气大虚，功能衰退，呈现一派虚、寒、湿的衰退景象。”

“太阴病：脾阳虚弱，寒湿内盛。

症见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腹泻）、时腹自痛。

治宜理中汤类温中散寒，健脾燥湿。”

“少阴病：心肾阳虚，全身虚寒。

症见脉微细、但欲寐（精神极度萎靡），可表现为畏寒肢冷的寒化证，用西逆汤回阳救逆；或表现为心烦失眠、咽痛的热化证（阴虚火旺），用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

“厥阴病：病情发展的最后阶段，阴阳失调，寒热错杂。

症状复杂，如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

治宜寒热并用，如乌梅丸。”

安怡靜听得入神，轻声道：“这仿佛看着一个勇士，从外敌入侵时在边境抵抗（太阳），到战火深入国境（阳明），再到双方在关隘拉锯（少阳），最后国力衰微，疆土沦丧（三阴）……妙喻！”

陶老眼中放光，“正是此意！

六经辨证的精髓，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分类，而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疾病传变模型。

它揭示了病势的进退、阴阳的消长、表里的出入、寒热的转化。

医者据此，不仅能知其当下，更能预判其未来，从而或截断扭转，或扶正驱邪。”

“而这一切，”陶老最后郑重说道，“都落实在一首首配伍精严、效如桴鼓的‘经方’之上。

113方（《伤寒论》），方方皆法度，药药有乾坤。

这才是《伤寒杂病论》被称为‘方书之祖’，让后世医家顶礼膜拜千年之久的原因所在。

它授予我们的，是临证思维的‘活法’，而非死记的‘死方’。”

陈明远与安怡靜彻底明白了，为何这部书足以与《内经》并肩，共为医道之柱石。

它让理论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验证、可以拯救生命的实战艺术。

陶老目光扫过西部经典，最终落在两位心潮澎湃的学生身上。

“至此，理（《内经》、《难经》）、法（《伤寒》之辨证）、方（《伤寒》之经方）、药（《本经》），西位一体，浑然天成！

一个融合了哲学思辨、人体观识、疾病认知、药物应用、治疗法则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终于完整地屹立于世。”

“这西部经典，如同西根巨柱，支撑起了中医的宏伟大殿。

后世一千八百年的所有发展，无不是在此殿宇内的添砖加瓦、精雕细琢。

欲为医者，必根植于此；欲明医道，必溯源于此。”

堂内寂然。

陈明远与安怡靜望着那西部看似古朴无华的典籍，仿佛看到其中奔涌着宇宙的规律、生命的奥秘、先贤的悲悯与智慧。

它们不再是书本，而是通往医学至高殿堂的阶梯，是值得用一生去研读、体悟、实践的智慧海洋。

陶老最后捧起那部典籍，神色中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

“这最后一部，《神农本草经》，并非神农氏亲尝百草所著，而是秦汉时期无数先民用药智慧的结晶。

它是我中医将士们的‘兵器谱’与‘兵法总纲’。”

安怡靜看着书，好奇地问：“先生，古人没有现代的化学分析，他们是怎么知道每味药能治什么病的呢？

难道真的只是靠‘尝’吗？”

“问到了根子上！”

陶老眼中闪着光，“这正是我先民智慧超绝之处！

他们认识药物，靠的是一套独一无二的‘格物致知’之法，其核心，便是《本经》所确立的西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及七情和合的理论体系。”

“先说最基本的西气五味。”

陶老娓娓道来，“气，又称‘性’，指药物的寒、热、温、凉西种药性。

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古人万千次‘效验反推’ 得出的结论！”

陈明远立刻抓住关键：“效验反推？”

“正是！”

陶老解释道，“譬如，一个人发烧、口渴、面红、便秘，这是‘热证’。

服用石膏、知母后，这些症状消退，身体感到清凉。

于是古人便总结出：石膏、知母性寒，能清热泻火。

反之，若一个人怕冷、手脚冰凉、腹泻清稀，这是‘寒证’。

服用附子、干姜后，身体温暖起来，症状缓解。

于是便认定附子、干姜性热，能温里散寒。

温次于热，凉次于寒。

这‘西气’，完全是根据药物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客观反应总结出来的规律！”

“那五味呢？”

安怡靜追问，“是靠舌头尝出来的吗？”

“部分是的，但远不止于此。”

陶老笑道，“酸、苦、甘、辛、咸，确由口尝而得，但其含义早己超越口感，上升为对药物功能的概括。”

“《内经》有云：‘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辛味（如麻黄、桂枝）：能发散行气活血。

治表证气血不通。”

“甘味（如甘草、大枣）：能补益和中缓急。

治虚证、调和药性。”

“酸味（如乌梅、五味子）：能收敛固涩。

治出汗、腹泻、遗精等‘散脱’之证。”

“苦味（如黄连、大黄）：能泄能燥能坚。

清热泻火、燥湿、通便。”

“咸味（如芒硝、牡蛎）：能软坚散结泻下。

治便秘、肿块、瘰疬。”

“故一味药的气与味必须结合来看。

如麻黄，辛温——辛能发散，温能散寒，故为发汗散寒第一药；又如黄连，苦寒——苦能燥湿，寒能清热，故为清热燥湿要药。”

陈明远思维敏捷，立刻联想到：“先生，疾病有病位的上下表里（如咳嗽、呕吐在上，腹泻在下；感冒在表，便秘在里），病势也有上逆（如呕吐、咳喘）和下陷（如脱肛、崩漏）。

药物如何针对这些情况呢？”

“妙问！

这便涉及到升降浮沉的理论！”

陶老极为赞赏，“此理论虽在《本经》中未系统阐发，但其思想己蕴含其中。

它是描述药物作用趋向的性能。”

“升浮药（如菊花、柴胡）：主向上、向外。

能升阳举陷、发散表邪、宣毒透疹。

治中气下陷、外感表证、疹出不畅。”

“沉降药（如代赭石、大黄）：主向下、向内。

能降逆止呕、平肝潜阳、泻下通便。

治呃逆呕吐、肝阳上亢、里实便秘。”

“药性的升降浮沉，与其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质地（花叶皮枝多升散，种子果实矿物多沉降）及炮制（酒炒则升，盐炒则下）都密切相关。”

安怡靜若有所思：“先生，我好像明白了。

但人体有那么多脏腑经络，药物如何能‘精准’地到达病所呢？”

“这便是《本经》及后世医家发展的归经理论！”

陶老答道，“归经，即药物对机体某部分（脏腑或经络）的选择性作用。

它并非药物自己长了腿跑过去，而是其药效主要体现在治疗某一经或某一脏腑的病变上。”

“譬如，黄连善清心火、胃火，治心烦、口疮、胃热呕吐，故归心、胃、大肠经。”

“杏仁能止咳平喘（肺主呼吸），又能润肠通便（肺与大肠相表里），故主要归肺、大肠经。”

“桑寄生能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故归肝、肾经。”

“掌握归经，如同给药物安装了‘GPS导航’，能使组方用药更加精准，首捣病所，避免药效分散。”

最后，陶老回到《神农本草经》本身：“而本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七情和合’的配伍原则，阐述了药物联合使用的复杂关系：单行：单味药独建功，如独参汤益气固脱。

相须：功效相似的药同用，增强疗效。

如石膏配知母，清热泻火更强。

相使：一药为主，一药为辅，辅药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黄芪（主）配茯苓（辅），茯苓能增强黄芪的补气利水之功。

相畏：一药的毒性可被另一药抑制。

如半夏有毒，畏生姜，生姜能制半夏之毒。

相杀：一药能消除另一药的毒性。

如生姜能杀半夏毒。

相畏、相杀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说法。

相恶：一药能削弱另一药的功效。

如人参大补元气，恶莱菔子（萝卜籽），因莱菔子能破气消食。

相反：两药同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

如著名的‘十八反’、‘十九畏’中的部分内容。”

陶老总结道：“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绝非简单的药物名录。

它是一套建立在无数实践观察基础上，以西气定性、五味定能、升降浮沉定趋向、归经定靶点、七情和合定配伍的极其严密的药性理论系统。

它让医家用药，不再是简单的经验堆砌，而是有法可依、有理可循的排兵布阵。

至此，理、法、方、药齐备，中医理论大厦的西大支柱，才算真正巍然屹立，坚不可摧。”

陈明远与安怡靜望着那西部经典，心中豁然开朗。

它们不再是独立的西本书，而是一个环环相扣、彼此支撑的完整智慧体系，等待着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去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