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不认识我一样看着我，许久才说，你疯了？他似乎在等我给他一个理由，然而我什么都不想说。
录音机里放着许巍的歌，他把烟缓缓地送进嘴里，又缓缓吐出烟雾，像是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是在补习班认识陈二娃的，都开班了一个月我才去，若不是我决定这样做，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是没有用的。
陈二娃坐在最后一桌，空了个位置，我就坐他旁边。
他显老，脸庞有点宽，有点地包天，吊儿郎当的样子。
下课后，他问我要不要去抽烟。
我们来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他从衬衫的荷包里掏出两支皱巴巴的烟，准备递一支给我，我赶紧掏出盒装烟说，一样的，递了一支给他。
那时候抽烟的学生大多买散烟，我是整盒地买，且价格贵一倍，陈二娃接过，客气地笑了笑。
烟把我们划分成特殊群体，关系自然就近了一点。
后来才知道，他今年是第三年补习，陈二娃并不是成绩差那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了高考的邪，每年都要发挥失误，而高考前的模拟考试都会发挥很稳定。
陈二娃是农村娃，家里三兄妹，他排行老二，他从高中起就到县城来读书了。
一个寒门学子，接二连三地落榜，又不认命，一次次走进补习班教室，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我轻薄地认为，这又有些卑贱和可笑。
陈二娃邀我去他的出租屋，说，去搞饭吃。
他叼着烟在巷子口割几块钱的肉，买点蔬菜，又去酒坊打半斤包谷酒，用塑料袋提着，像个居家过日子的中年人。
后来发现有时他囊中羞涩，也赊账，我看不下去，通常都会抢着付钱。
他打开录音机，放许巍或朴树的磁带。
他麻利地张罗晚饭，从来不要我帮忙做什么，当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一会儿，洗干净的蔬菜，切好的豆腐和肉放在一旁，通常是一个糟辣椒火锅，辣椒蘸水，陈二娃把塑料袋里的酒小心翼翼地往杯子里倒，说，搞点酒，我说我不喝，他说，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陈二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比如对同样来自乡下的其他同学，他说话就嬉皮笑脸，爱拿别人取乐，也许是和我的某种无形差距，他会流露出对我的讨好和小心翼翼。
作为一个老补习生，陈二娃最大的面子就是：哪怕喝了点酒来上晚自习，只要不失态，班主任也不会啰嗦。
在花园抽烟，哪怕保安突袭，应届班的同学落荒而逃，他也可以拿着烟，嬉皮笑脸地和保安说几句调皮话。
一开始我是好奇和无聊，后来我觉得和陈二娃相处很愉快，他看似粗糙，实则细腻，看似圆滑，实则正直。
也许是他随遇而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格，也许他忍辱负重，补习了三年还在原地的处境，这让我找到一些抵抗低落的能量。
陈二娃偶尔也会向我借钱，十块，二十块的，虽然我从不主动问他要，但他每次都会还我。
后来我发现陈二娃喜欢召集一帮人在出租屋里赌博，有学生，也有社会闲散青年。
偶尔听他说，某某某手气差，把学费全都输没了。
而赢钱的一方，通常会给陈二娃一些茶水费，陈二娃偶尔也会参与，估计是输光了才会向我开口借吧。
总体来看，他自己也算有分寸。
他很少听老师课堂上的讲解，都是埋头自己做题，他的字娟秀工整，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演算，不留下半点空白，还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属上游，二本打底，再努把力，重点应该不成问题。
去年高考，我差几分上重点线，今年查缺补漏，争取多拿几个得分点，努力上重点。
除了偶尔去陈二娃那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西街和燕子一起。
我叫她燕子，她说，没大没小的，叫姐！她是台球室的老板，单身女人，估计比我大七八岁，她结过婚，男的之前是社会上的人，后来吸毒死了，她就一直单着。
县城有网吧后，台球室的生意就每况越下，好在她技术不错，偶尔和别人下点赌注，赢点小钱，勉强维持经营。
一开始我和她打球，基本上每次都输，算账的时候，她总是说算了，不用了，我总是很自然地把钱放在桌上后离开。
但我是个不服输的人，勤学苦练，终于与她不分伯仲，甚至略胜她一筹，我就不和她赌钱了。
除了打球，我们也会聊其他的事，某个熟识的人，某件都知晓的事等，聊天总是很欢愉，我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脑海里就全是她了，一想到她心里就扑通跳得厉害，一想到她就忍不住笑起来。
去年我高考失败，整天耗在台球室，有次她戏谑我为“落榜青年”，我没说话，就在一旁一直抽烟，心里莫名地懊恼和悲伤。
我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她笑了，说，没有啊。
我说，你信不信我明年就考个重点？估计你考不上，她摇了摇头说。
我扔下球杆走了。
